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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邢哲夫

20世紀初的1901年，梁啟超在《**史敘論》中不無感慨地說：“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歐洲）各國為中心點，雖日本、**之史家亦無異議焉。蓋以過去、現在之間，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實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與爭也。”梁啟超這番話，其實是對將**從世界史中抹去的“西方中心論”深感不滿。這番感慨一方面是出于民族的自尊，另一方面也是對事實的重新體認。的確，在歷史的某個時刻，**的確影響了世界，甚至決定了世界的走向。梁啟超緊接著舉出的兩個例子：“一、劉項之爭，與中亞細亞及印度諸國之興亡有關系，而影響及于希臘人之東陸領土。二、漢攘匈奴，與西羅馬之滅亡，及歐洲現代諸國家之建設有關”。我們要講的就是第二個故事：漢朝對匈奴的正義戰爭，最終影響了歐洲，影響了世界，甚至影響了我們當下的生活。

故事雖然開始于公元91年，但還是要從早些時候說起。漢武帝時代的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將匈奴驅逐至漠北地區（**古、**、哈薩克斯坦等地）。公元50年，匈奴分裂為南北匈奴，南匈奴一直與漢王朝保持友好關系，并得以回歸漠南故地，而北匈奴則一直盤踞漠北，與漢王朝為敵，且長期與歸漢的南匈奴控弦鳴鏑，戰事不斷。漠北匈奴常年的用兵與敵漢的態度大失人心，不少匈奴人紛紛南下歸漢，而被匈奴欺壓的民族也紛紛反抗。這種情況下，公元73年，漢將竇固對北匈奴的軍事打擊，拉開了東漢與北匈奴戰斗的序幕。公元89年，南匈奴首領休蘭尸逐侯鞮單于上書東漢王朝，要求漢王朝發兵攻打北匈奴，統一匈奴二部，并愿意輸出主力襄助。漢王朝同意，以竇固的弟弟竇憲為主帥（車騎將軍），耿秉為副帥，聯合南匈奴，于稽落山（今蒙古國烏布蘇泊）大破北匈奴，斬殺北匈奴一萬三千余人，20余萬北匈奴投降。竇憲與耿秉登上了三千里外的燕然山（今蒙古****境內的杭愛山），命《漢書》的作者班固將自己的功業寫成銘文，刻在燕然山上的石頭上。“燕然勒功”也成為了后世讀書人建功立業理想的代名詞。公元91年，竇憲決定做個了斷，趁北匈奴一蹶不振之際，以耿夔為將，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北匈奴再也無法消受漢軍的攻擊，于是逐漸撤出蒙古高原，開始了一個影響了未來世界的計劃——西遷。

“天之驕子”是匈奴人對自己的稱呼。匈奴的確無愧于這一稱號。憑借昆侖神的保佑，匈奴人越過了綿長而高寒的高加索山，渡過了寧靜而陰冷的頓河，把遷徙變成了擴張，把逃亡變成了進攻，把生存的欲望變成了發展的意志，把子孫的繁衍變成了帝國的綿延。雖然匈奴人腳下的土地和地圖上的坐標一直在移動，但匈奴人骨子里好戰尚武的精神、貪婪進取的本性卻一直未變。在兩百余年的遷徙后，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世界未來的中心——歐洲。

渡過頓河的匈奴人，或許不知道他們已經真正的踏入了歷史的大門，未來的大門。公元374年，匈奴大單于巴蘭姆伯爾率領著昆侖神庇佑的天之驕子們，向歐洲北部黑森林里的日耳曼人的一支部族——東哥特人發動攻擊。日耳曼人這時仍然是生活在歐洲北部和東部邊緣的野蠻游牧民族，但我們要知道，現代德國的名字German，就是日耳曼，“德意志”其實是“日耳曼”的一音之轉。而**德國的“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這種極端思想，更是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災難。日耳曼的東哥特人雖然野蠻，但焉有匈奴人野蠻？東哥特人大敗而逃，逃到了西哥特人的領地，東西哥特人聯手抗擊匈奴，但同樣抵擋不住。東、西哥特人一路向西逃竄，渡過了多瑙河，來到了羅馬帝國境內。這一來非同小可。我們前面說了，匈奴人把遷徙變成了擴張，把逃亡變成了進攻，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哥特人身上。一方面，羅馬人對流亡入境的哥特人橫加刁難并趁機壓榨，另一方面，哥特人野蠻的天性從未消亡。羅馬帝國遍地的珍寶和美女，也不可能不讓哥特人垂涎。公元378年是世界史上重要的一年，西哥特人與羅馬人激戰于亞得里亞堡，西哥特人大敗羅馬人并劫掠羅馬城，殺**了羅馬帝國皇帝瓦連斯，羅馬帝國遭遇了一次“斬首行動”。西哥特人一路南下，在首領亞拉里克帶領下于410年洗劫羅馬城，并在高盧和西班牙北部建立了哥特王國，算是坐穩了歐洲。這一年奠定了歷史未來的走向和基調：羅馬帝國走向衰敗和滅亡，而日耳曼人開始入主歐洲，成為了歐洲的新主人。而這一切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見的上帝之手，那就是匈奴。

這時的匈奴人，可以說已經初步結束了遷徙生涯，開始在南**草原安頓下來。當然，這無法改變匈奴人不安分的本性。這一時期的匈奴仍然小規模地攻打西邊的羅馬帝國、劫掠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入侵薩珊帝國。雖然規模不大，但本是一潭**水的歐洲，開始被攪騰出一些名堂。哈達斯的《羅馬史》中這樣描寫匈奴人：“一經激怒，他們就奮起作戰，排成楔形隊形，發出各種狂叫聲，投入戰斗；他們敏捷靈活，有意分散成不規則隊形，兵鋒所至，殺戮駭人。…他們沒有固定住處，沒有家，沒有法律，沒有穩定的生計；他們乘坐著大篷車，象難民一樣四處流浪。……他們沒有人能說出自己的起源，因為母親懷他在一處，生他在遙遠的另一處，撫育他又在更遠的

一處。”

公元400年，匈奴大單于烏爾丁開始了野心勃勃的西征。這次西征一舉拿下了多瑙河盆地，并一度占領意大利。和上一次一樣，這次同樣造成了哥特人為躲避匈奴而向羅馬帝國的挺進，西哥特人以進為退，再次洗劫了羅馬帝國的首都羅馬。然而烏爾丁大單于出師未捷身先**，他的事業留給了五十年后的另一個更偉大的人——阿提拉。先不說阿提拉，在烏爾丁和阿提拉之間的數十年間，匈奴帝國也開始在匈牙利平原上建立起來了。這片土地也從此被稱作“匈牙利”。“匈牙利”一詞分兩個語素：“匈”就是匈奴，“牙利”就是土地。“匈牙利”就是匈奴的土地。這支來自東方的民族，就這樣獲得了歐洲東大門的**命名權。

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修整，匈奴出現了一位不世出的領袖——阿提拉。公元434年，阿提拉成為了匈奴王。阿提拉奮六世之余烈，即位伊始便發動了對東羅馬帝國的進攻，東羅馬帝國毫無抵抗之力。雖然阿提拉對東羅馬帝國的征戰乃是繼承叔父盧加大單于的事業，但阿提拉可謂變本加厲，讓東羅馬帝國對匈奴帝國的納貢由盧加大單于時代的每年350磅金提高到700磅金，整整翻了一番。阿提拉乘著勝利，把目標暫時對準了東歐和北歐，幾經殺伐，北部的盎格魯撒克遜人逃到了不列顛島，他們反客為主，將島上的土著居民凱爾特人趕到蘇格蘭和威爾士，不列顛島自此便有了一個以盎格魯族命名的名字——英格蘭。而匈奴的東部攻勢也打敗了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其兵力也得到這些異族降兵的壯大。公元447年，阿提拉再次進攻東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再次毫無抵抗之力，竟至于首都君士坦丁堡也隨時有淪陷可能。東羅馬帝國再次簽訂城下之盟，向匈奴賠付6000磅黃金，每年的納貢由700磅漲至2100磅。降伏了東羅馬帝國后，自然而然地，阿提拉又將目標鎖定了亞歐大陸另一端的西羅馬帝國。草原帝國的建立，并沒有改變匈奴人身上的野蠻和無禮。公元450年，阿提拉修書一封派使者來到羅馬，要求娶西羅馬皇帝的妹妹荷諾利亞公主為妻，并以一半國土作為嫁妝。這一非禮的請求自然遭到了羅馬皇帝的拒絕，而這一拒絕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阿提拉攻打西羅馬帝國的口實。阿提拉以50萬匈奴及東歐民族聯軍向西羅馬帝國的高盧排頭砍去，鮮血肥沃了古高盧的勁草，煙塵遮蔽了朱庇特的天庭。在奧爾良，西羅馬帝國與西哥特人組成了暫時的聯軍，共同抵抗匈奴。公元451年，雙方在今天的巴黎市郊展開了鏖戰。這一戰如同絞肉機，僅一天雙方便戰**15萬人，西哥特國王也壯烈犧牲。雙方各自撤退。阿提拉也從此被歐洲人成為“上帝之鞭”，和千年后蒙古人蒙哥被稱為“上帝之手”相映成趣。金庸先生在《神雕俠侶》中安排蒙哥被楊過打**，借此表達了**對侵略者的痛恨。而當時歐洲人對匈奴人的態度，恐怕也巴不得“笑談渴飲匈奴血”吧。

公元452年，阿提拉再次率部向西羅馬發動復仇式進攻。匈奴軍隊翻過千里冰封萬里雪堆的阿爾卑斯山，攻入了西羅**心臟地帶——意大利，直搗西羅馬帝國的首都——羅馬。一個民族由大陸的東端一路略地至大陸的西端，再險惡的天塹都不過丸泥，再廣袤的疆域也如同黑子，這是世界戰爭史上空前的場面。是空前，但不是絕后。一千年后匈奴人的旁裔成吉思汗的軍隊的鐵蹄同樣西窮威尼斯，與先人的榮耀遙相呼應。匈奴的鐵蹄讓西羅馬帝國不得不打出他們最后的一張王牌，那就是羅馬教皇。羅馬教皇列奧一世作為羅馬代表與匈奴議和，但匈奴王阿提拉好像已經吃定了西羅馬皇帝的妹妹荷諾利亞公主。應該說，阿提拉迎娶美人荷諾利亞公主一開始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借口，但乘著勝利的絕對優勢，干脆來一個順手牽羊，抱得美人歸。如果這件事情被寫進**的《春秋》，一定免不了圣人微言大義的譏貶。但在有著希臘神話荷馬史詩的歐洲，這樣的事情難道不是司空見慣嗎？當然，阿提拉雖然得以逃脫圣人的道德譴責，卻逃不出圣人發現的“亢龍有悔”“盛極而衰”定律。公元453年，好色而淫的阿提拉又娶了一個日耳曼女子。但新婚的那一夜，阿提拉卻**在了床上。據記載，阿提拉的動脈被割開，鮮血噴涌如注，而日耳曼女子也不知所終。阿提拉之**至今仍然是未解之謎。但我們有理由猜測，這完全是日耳曼人的一個美人計。日耳曼人入主歐洲已成定局，但日耳曼人不會希望匈奴與自己平分歐洲，更不希望比自己強大的匈奴哪天不高興了便滅了自己，于是干脆先下手為強，讓阿提拉為自己的風流和貪婪付出代價。

阿提拉**后，阿提拉的子孫們為了王位而展開內斗，匈奴停止了西進的步伐，匈奴帝國也瞬間土崩。后來神圣羅馬帝國的國王鄂圖又對匈奴進行了一次驅逐戰，匈奴的主力被迫退回南**草原，這一部分匈奴人成為了**人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匈奴人留在了匈牙利平原之上，和土耳其人混合成為了馬扎爾人，這便是現代的匈牙利人。當然，雖然匈奴帝國已然不在，但匈奴的子孫仍然繼承了祖先優秀的基因。19世紀的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從法國國王手里接過了象征榮譽的寶刀，成為了紅極歐洲的明星。李斯特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和眾多的超級練習曲，至今仍然是鋼琴的頂峰之作；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用奔放的語言，寫下了這樣的詩句：“自由與愛情！我都為之傾心。為了愛情，我寧愿犧牲生命，為了自由，我寧愿犧牲愛情。”這首詩到了**，被一個叫殷夫的左翼青年翻譯成了一首絕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裴多菲的另一句詩“絕望之于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也被青年導師魯迅寫進了《希望》一文，成為了迷惘的新青年的格言警句。20世紀，匈牙利是繼蘇聯之后的世界上第二個社會主義國家。或許是與中華民族相似的東方基因，使兩個民族走上了相同的道路。兩千年前兩個互為仇讎的民族，竟然以這樣的方式重逢。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再回到被匈奴橫掃過的歐洲。匈奴人的西進造成了日耳曼人的西進，最終導致了西羅馬帝國的覆滅。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皇帝羅慕路斯被日耳曼首領奧多亞塞廢黜，凱撒/奧古斯都締造的西羅馬帝國滅亡。日耳曼人最終入主歐洲，使歐洲發生了決定性的權勢轉移和秩序重構。日耳曼人的一支法蘭克人建立了法蘭克王國以及由之衍生的神圣羅馬帝國，成為如今法國、意大利、德國的前身，日耳曼另一支盎格魯撒克遜人建立的英吉利，更是引領了未來世界的潮流。從此，歐洲進入了中世紀。雖然被稱為“漫長的中世紀”，但黑暗是光明的使者，現代歐洲的萌芽，恰恰誕生在這漫長的中世紀：1265年英國制定的《大**》使得英國開始了君主立憲制，1265年的兩院代議制更是奠定了現代政治的基本架構；1302年法蘭西的**會議制度使得法國大革命成為了可能；教會財產管理制度奠定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而中世紀的修道院、教會學校，以及牛津、劍橋、巴黎、博洛尼亞等大學，也成了現代大學的前身和科學思想的淵藪。當然，或許當年日耳曼人在黑森林里實行的“自由民大會”這些原始民主制的原始記憶，已經為這一切提供了基質和可能。如果入主歐洲的不是這一群熱愛自由的野蠻人，或許“普世價值”的內容也要改寫。

但這一切的一切，或許都要上溯于一千多年前那個古老的動力因，那就是公元73年至91年那一場場漢朝對匈奴的自衛反擊戰，以及一串**的名字：竇固、竇憲、耿秉、耿夔。它好比起于青萍之末的風，自己也不知道將要吹向哪里，終結于何處。我們無法假設，假如沒有漢朝的這一場場自衛反擊戰，匈奴會不會西遷，日耳曼人會不會南下，尸居余氣的羅馬帝國能不能跑完馬拉松一般的中世紀，能不能讓歐洲和世界走向近代化和現代化，歐洲是否能夠一度成為世界的中心和火車頭，自由民主能否成為所謂的“普世價值”。正如一位歷史學家的比喻：“漢朝人就像錘子，匈奴人就像被錘子敲打的釘子，而歐洲就是那面墻。”

歷史不容假設，歷史只是鐵板釘釘的“從前有座山”或者“太初有道”。我們或許不能從中看到黑格爾式的線性目的論，或許騎在馬背上的匈奴也并不是什么“世界精神”，但我們的確看到了其間有一條蔚為大觀的因果鏈，窺見了其中有一套邏輯分明的充足理由律，似乎少了任何一個環節甚至任何一個人物，故事就講不成，歷史將不一樣。古老的**不必彷徨于自身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固然沒有東風壓倒西風的橫暴，但卻有著空中傳聲隔座送鉤的潛流，它不會在風口浪尖中扭轉乾坤，卻可能在潤物無聲中微調世界。**是一個磁場般的場，世界的指南針在**的引力中走向平衡。或許這就像文史作家祝勇先生一本書的題目那樣：**歷史中的蝴蝶效應。的確，古老的**只是扇了扇翅膀，歐洲便開始了一場亙古的感冒。

（作者公眾號：典故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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