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武漢個稅計算

顛峰之云給出的**是適用于查賬征收的個體工商戶。
按你的提示，納稅行為應該是定期定額征收或核定征收，
當期應納稅所得額=當期收入 X 核定的應稅所得率
當期應納稅額=當期應納稅所得額 X 適用稅率
可以這樣理解，具體計算如下
75980*10%*2/12=1266.33(平均每個月的應納稅額）
1266.33*12=15196(換算成年應納稅所得額）
這時候選擇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適用5％-35％的超額累進稅率：超過10 000-30 000元的部分 20 %
當期預交的個人所得稅應為：75980*10%*20%-250=1269.5
到4月份繳稅時要按同樣的方法換算成年應納稅所得額，確定適用稅率，在計算1-3月份應納稅額-預交的稅額=當月應補繳稅額

現今**的稅收政策應考慮引導鼓勵生育，對三胎以上家庭提升個稅起征點，加大三胎家庭專項附加扣除的力度；建議將個稅起征點提高到8000元左右，把第一檔稅率從3%降到2%或1.5%；45%的最高邊際稅率過高，打擊了科學家、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不利于吸引和穩住高新技術人才

圖/視覺**

文 |《財經》記者 孫穎妮 鄒碧穎

編輯 | 王延春

去年以來，共同富裕備受關注。作為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稅種，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個稅改革再度成為熱議焦點。

近日，全國人大代表、廣汽集團董事長曾慶洪建議，國家建立個稅起征金額標準指數化動態調整機制；擴大專項附加扣除的范圍，強化與國家生育政策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銜接；適當調整累進稅率檔次，增加40%的稅率檔，并在高收入人群再增加一檔稅率，同時修改相應的應納稅所得額，鼓勵高收入人群多作貢獻。

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也帶來了《關于提高個稅起征點、加大非工資性收入個稅征管力度的建議》，提議將個稅起征點從5000元/月提高至1萬元/月。此外，她還建議，在全年應納稅所得額分級最**96萬元/年的基礎上增設一檔200萬元/年（對應稅率50%-55%），同時進一步優化調整超額累進稅率的層級、級距，促使減稅向中低收入人群傾斜。

全國政協委員、南方科技大學**副校長金李也帶來多份提案，其中關注“提升人口出生率和加快生育保障制度建設”，建議對三胎以上家庭大幅提升個稅起征點，從第三胎起每人每月提供生育補貼直至小孩成年，建議個稅減免政策及經濟補助政策可以根據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生育意愿差異化實施。全國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也建議，落實鼓勵生育政策，為年輕人和用人單位減負，個稅專項附加扣除盡快覆蓋0歲至3歲幼兒家庭。

代表委員關于“降個稅”的建議獲得了一些網友支持。但個稅起征點該不該調、怎樣調、調多少，以及個稅最高邊際稅率的升與降，一直是備受爭議的話題。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賈康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提高個稅起征點需要考慮整個稅制結構的實際情況，掌握一個適當的度，目前將5000元一下提高到1萬元未必可取。賈康建議，應充分注重完善專家型、創新型人才的激勵機制，在激烈的全球競爭情況下，借鑒深圳、海南等地的一些先行做法，將**個稅最高邊際稅率從45%降至30%以內，最好和企業所得稅25%的標準拉平。

個稅起征點該不該調？

現行的個稅起征點為5000元，這是2018年個人所得稅法第七次修訂后確定的數額，此前的個稅起征點為3500元。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多年關注個稅問題。今年雖然沒有提交相關的正式議案，但他向《財經》記者分析，現在北上廣深6000元的工資收入，去掉2000元左右的房租，對大多數人來說只能維持基本開支。個稅作為收入調節稅，應當調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但6000元月工資顯然不算高收入，為此，朱列玉建議，將個稅起征點調到8000元到1萬元。

在朱列玉看來，個稅降下來后，一部分收入轉化成消費，可以拉動國內市場。董明珠的主張也類似，她認為，后**時代**經濟增長的內外部環境發生深刻復雜變化，必須切實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更多依靠國內市場驅動經濟發展，提高個稅起征點能起到增加工薪族收入，提振消費的作用。

但2018年的一項推算數據顯示，個稅改革后，**14億人口中，大約只有6500多萬人在交個稅，占比不到十分之一。而在**稅收總額中，個人所得稅的占比通常只有7%左右。此外，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現在**個稅的繳納人口僅占勞動力人口的15%左右，如果提到1萬元估計僅占5%。要讓人們樹立普遍的交稅意識。當然，政策也在變，可以通過個稅抵扣等方式調整。

賈康表示，應當看到，個稅在**稅收體系中明顯的被邊緣化。**還在建設現代稅收制度的起步階段，總體而言，需要貫徹**早已明確指出的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的改革方針。如果進一步將納稅人的覆蓋面縮小，并不是可取的發展趨勢。因此，要理性看待個稅改革，考慮個稅改革方案不僅看起征點如何調整，還要以系統思維，通盤考慮整個稅制設計中的結構、各個要素和參數。

賈康表示，如果將個稅起征點從5000元提高到1萬元，標準翻一倍，可能會出現只有很少數人交個稅的情況，這不符合**稅制走向現代化、逐漸提高直接稅比重的要求，也不利于培養公民的納稅意識。但隨著物價上漲，個稅起征點可考慮適當提高。同時，還可考慮多種手段減輕中低收入者個稅稅負?！氨热鐚€稅起征點提高到7000元左右，把第一檔稅率從3%降到2%或者1.5%，這樣的方案是不是更可??？”

**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到，提高個稅起征點，其實是高收入者受益更加明顯。“比如一個人一個月有10萬元收入，個稅征收再提高5000元，相當于一個月少交2500塊錢的稅。而對于月入1萬的人來說，一個月只少交幾百塊的稅。”

據悉，2018年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明確，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和特許權使用費等四項勞動性所得實行綜合征稅。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繼續教育支出、大病醫療支出、住房貸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以及以及贍養老人等6項專項附加扣除；優化調整稅率結構，擴大較低檔稅率級距……

圖片資料來自國家**官網

施正文建議，減輕工薪階級的負擔，可以適當地、更精準地調節專項附加扣除。比如可以增加二孩、三孩，子女撫養、幼兒教育、嬰幼兒撫養等專項扣除所得稅，有針對性地貫徹公共政策、社會政策。

對于此次大幅提升三胎以上家庭個稅起征點的建議，賈康認為，現今**的政策確實有必要考慮引導鼓勵生育、多生孩子，但個稅起征點還是應該以全國統一市場上的一律化、規范化為好。**的專項附加扣除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經建立，可以加大三胎家庭專項附加扣除的力度，如此也能解決問題。

45%的最高邊際稅率升還是降？

除了個稅起征點，個稅最高邊際稅率45%的升與降也是一大爭議。**此前實行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后來變成七級，但最高稅率仍是45%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個人所得稅改革并不僅僅是起征點的問題，還包括稅率的檔次、稅收的分類與綜合征收等問題。如果將焦點只放在稅收的起征點上，反而會使完善個稅的整體思路被忽略。這將會削弱本來就不強的個稅調節收入的功能。

全國“兩會”前夕，董明珠接受央視采訪時，建議提高個稅最高邊際稅率。她表示，富人收入高要多交稅，支持公共服務，有利于共同富裕。目前個稅最高邊際稅率是45%，可以考慮提高至50%，甚至55%。

但近年來，主流的觀點呼聲卻是降低個稅最高邊際稅率。比如**原部長樓繼偉曾建議，個稅最高邊際稅率可從45%降到33%；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則建議，將最高邊際稅率降至25%。賈康認為，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擴大綜合所得的范圍應是改革的重點方向。

朱列玉也支持將最高稅率降至25%以下。他認為，企業所得稅以前在50%左右，現在企業所得稅已經降至25%，相比起來，個稅最高邊際稅率還是45%，總體來說偏高?！拔铱吹揭恍┖Ｍ飧呖萍既瞬呕貒l展，回國之前的個稅稅率沒那么高，回國之后稅負反而增加了?！?/p>

賈康向《財經》記者介紹，45%的最高邊際稅率過高，已經帶來了明顯的問題。過高的稅率打擊了專家、科學家、知識分子等創新人才群體的積極性，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在要素流動、人才可以“用腳投票”的局面下，不利于吸引和穩住高新技術人才、削弱了**的人才競爭力。現在深圳和海南為了吸引人才，不得不采取區域性措施，把高端人才的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壓至15%或者25%。如果不考慮其他變動因素，提高最高邊際稅率的做法顯然是不可取的。

賈康、朱列玉均提到，至于廠主型、所謂“資本家”型的富人，國際經驗和**的實際情況都表明，它們有很多的辦法規避個稅調節，比如，一些大企業的掌門人只給自己開一元工資的情況，而實際上自己和家庭成員的部分開銷，計入了公司的費用支出，提高最高邊際稅率，調節不到他們的實際收入。

“實際征收情景是這樣的。如果折合到每月收入8萬元以上，也就是全年綜合收入96萬元以上的納稅人，都會碰到45%最高邊際稅率，96萬元以上的收入差不多要拿走一半。96萬元以下的實際的稅負水平，綜合下面六檔稅率，差不多也是30%出頭。**現在要面對國際競爭，這不利于穩住高端人才隊伍。”賈康說。

對此，朱列玉也建議，針對高科技人才，降低個稅最高邊際稅率。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和海南自貿港對于降低最高稅率的改革和探索的效果非常好，應當在全國推廣學習。此外，與主要發展**家、發達國家相比，**的最高邊際稅率在全世界也都是偏高的。

武漢大學財稅與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唐大杰指出，國際上適用高邊際稅率的都是發達的福利國家，大多數國家的個稅稅率都低于45%。另據荷蘭國際財政文獻局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的個稅最高邊際稅率為37%，丹麥為42%，日本為45%，韓國為45%。朱列玉舉例說，美國的扣減力度大，買房按揭、贍養撫養等扣減下來，美國個稅稅率實際大概也在25%左右（各州情況不一）。

同時，朱列玉指出，職業經理人的年薪可能達到幾百萬元，但是他們也是一個非常寶貴的階層。往往，職業經理人不行，企業可能就會倒閉，對社會造成的損失以幾十億、幾百億計量，對職業經理人按最高邊際稅率25%征收個稅，也能夠調節他們的收入，同時保證積極性。國家發展需要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否則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不利的。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此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曾表示，當前45%的個稅邊際稅率實際上主要針對的是工薪階層和勞動收入，非勞動收入并不在這個范圍內。例如，財產性收入只有20%的最高邊際稅率，且并不累進，另外財產性收入的一部分還是免稅的，比如在資本市場中獲得的收益就不用繳所得稅。此前個稅的改革中推出了綜合所得稅制，將勞務報酬、工資薪金等四項收入納入了綜合所得，但是這些主要針對的還是勞動性收入的所得稅，并沒有涉及到非勞動性收入?！拔覀兊亩愂諏ば绞杖胍髧揽粒瑢ω敭a性收入比較寬松，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王小魯說。

賈康表示，只將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特許權使用費等四項勞動性收入納入綜合所得，實際上是形成了對勞動收入的稅收歧視，未來綜合所得的范圍還應進一步擴大。建議下一輪個稅改革將部分非勞動性收入納入綜合所得征稅，例如，金融資產的利息所得等。

如何利用稅收調節收入差距？

在促進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稅收縮小貧富差距？

劉尚希認為，稅收調節功能取決于稅收收入規模，只有收入規模達到一定程度，調節功能才會發揮作用。實際上，**個稅的比重很低，調節功能很弱。在這種情況下，指望通過個稅發揮很明顯的調節作用來縮小收入差距，無異于小馬拉大車，很難促進分配公平。

在賈康看來，發揮好稅收對于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重點應該是提高直接稅比重。比如個人所得稅屬于直接稅，大趨勢上其在整個國家稅收收入中的比重應該是提高的。“提高直接稅比重已說了很多年，對這個方向**從來沒改變過。只是在實際推行過程中，陷入改革深水區步履維艱。”

施正文表示，當前**稅制結構中，以所得稅等代表的直接稅占比低，而以增值稅、消費稅為代表的間接稅占比高。目前直接稅和間接稅比重大概是3：7。間接稅主要附加在商品價格中，最終還是消費者負擔。窮人和富人在商品消費上的稅負是一致的，但由于富人收入高，實際負擔低，而窮人收入低，實際負擔高，這加劇了貧富差距。

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認為，事實上以增值稅、消費稅為代表的間接稅是擴大收入差距，而以所得稅等為代表的直接稅是縮小收入差距。因為直接稅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累進稅”，收入相對高的人，就會繳納更多的稅，稅率也比較高；而間接稅對于收入調節的作用就沒有那么大。未來，稅制改革的重點就是增加直接稅比重，降低間接稅比重。

在賈康看來，現在，**推進個稅改革也需要綜合考慮今后整體的稅制結構，使其更加符合現代國家治理的要求。美國的稅收體系主要依靠以**級聯邦為主取得的個人所得稅，以及地方**層面的財產稅，即**概念中的房地產稅。美國一頭一尾、兩層**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主要靠這兩項直接稅就解決了。**現在要推進共同富裕，用經濟手段適當地調節收入分配與財產配置，雖然不能簡單照搬國外做法，但也需要借鑒國際上發達國家走過的稅制發展道路的經驗，逐漸提高直接稅比重。

拓展知識：

武漢個稅計算

不用交個人所得稅，目前個稅的起征點是2000元，工資扣除五險一金后超過2000的才交個稅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