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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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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平
1885年春,馮子材在友軍配合下,接連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此為中法戰爭中方最輝煌的戰例。馮子材此次復出,主要出于誰的推動?人們多將功勞歸于張之洞。筆者新發現兩封密函證實,推動馮子材復出的關鍵人物,其實另有其人。
欽州馮子材舊居 葉嘉良攝
馮子材與湘軍關系
馮子材(1918-1903)一生跌宕起伏,退而復出,若全面介紹其生平過于繁復,此處只談與本文直接相關的部分。馮子材,號萃亭,廣東欽州(今屬廣西)人,曾參加天地會**,后受“招安”,跟隨廣西提督向榮“追剿”太平軍,從廣西一直追到江蘇。向榮**后,改隸屬悍將張國梁,守衛江南大營。1860年,太平軍第二次擊破江南大營,張國梁**之,馮子材接統這支兩粵孤軍,退守鎮江,歸曾國藩節制,與曾國藩部下有不少交道,曾國藩、李鴻章、郭嵩燾著作中多有記載。
1862年9月13日,曾國藩致函彭玉麟:“群賊來援金陵,圖撲鎮江,均在意中。曾緘囑馮萃亭堅守鎮城,不必浪戰。”1863年初夏,馮子材從鎮江致函曾國荃,建議“先剪枝葉”“并攻老巢”;曾國荃回信感謝“垂注殷拳,感泐無既”,并告以忠王李秀成仍在天京城內,太平軍援軍十多萬人從溧陽、句容趕來,不久必有大戰。兩個悍將之間,密切互通消息,也都關心對方安危。7月23日,曾國藩答復曾國荃,馮子材從鎮江來信,“求調之助剿”,也即主動請戰,希望幫助曾國荃圍攻天京。曾國荃想獨攬首功,沒有答應。1864年1月24日,曾國藩致函彭玉麟:“常州克復之說,初見于馮萃亭來信,旋即知其不確。”
1864年12月4日,馮子材請假回粵,到廣東巡撫署拜會郭嵩燾“軍門辦事似尚有條理,宜勝統將之任也”。27日,郭嵩燾草擬奏折,請留下馮子材督辦東江軍務。(《郭嵩燾全集》第9冊第36頁、第40頁)兩天后,他與總督毛鴻賓會銜上奏朝廷。當時太平天國馀部李世賢轉戰閩粵邊,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急需將才,要求留下馮子材對付太平軍。
這份《請暫留馮提督辦理東江軍務片》,給馮子材及其部下很高評價。奏折內稱:“臣等正在籌商間,適廣西提臣馮子材請假回粵。臣等接見再三,詢悉軍營情形,所言皆有條理,其管帶將弁,多屬質樸能耐勞苦,規畫大局,亦中肯要。該提臣籍隸廉州,去家日久,隨即回籍省墓。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飭令該提臣馮子材暫留粵東,督辦東江軍務。如蒙俞允,臣等即咨會該提臣,無俟假滿,趕即馳赴大埔、饒平之交,擇要駐扎,責成堵剿漳州大股踞逆。”(《郭嵩燾全集》第4冊第257頁)因容縣、岑溪、信宜等處“賊勢蔓延”,馮子材沒有到東江,而是受命“肅清”兩廣交界的“賊寇”,隨后回歸本任。出于利益考量以及地域、語言、文化差異,湘軍人物未必跟粵軍馮子材親近,但對他的作戰指揮能力仍予肯定。1883-1884年間,阻礙馮子材復出的主要是淮系與“清流”。
郭嵩燾
李鴻章、張佩綸的排擠
1864年,李鴻章攻克常州,馮子材隨之攻克丹陽,為湘軍最后攻陷天京掃清了道路。兩人本來都算是曾國藩手下,在配合作戰時期,李鴻章對馮子材尚有客觀認識。同治元年,李鴻章復函徐淮道吳棠:“馮萃亭軍門在京口苦守數年,似尚可用。”(杜宏春《吳棠行述長編》第74頁)后來出于淮系利益,詆毀不遺余力。1883-1884年間張佩綸極力排擠馮子材,一是幫李鴻章鞏固淮軍在廣西的勢力,同時也與他力薦徐延旭密不可分。
徐延旭早年任廣西太平府知府時,曾遭馮子材彈劾,兩人因此結怨。后來,此人坐上“直升飛機”,從湖北一個道員連升**,躍登廣西巡撫寶座,全靠清流人物吹噓扶植,其中出力最多者是張佩綸。光緒四、五年間,馮子材參劾淮軍將領趙沃,新任廣西巡撫張樹聲袒護趙沃,馮子材不得已稱病,張樹聲順手推舟讓淮軍將領黃桂蘭接任廣西提督。
1883年初,北寧之役喪師失地,廣西巡撫徐延旭拿問,廣西提督黃桂蘭**,朝廷急于安排廣西文武大員人選。淮系此時把廣西認作自己的“領地”,結果,李鴻章老部下潘鼎新接任廣西巡撫。
1883年5月24日,張佩綸上奏《制敵安邊先謀將帥折》,其中有“請易廣西文武大員”一條,刻意將馮子材排擠出局:“提督馮子材老病驕滿,不戢其軍,雖有前功,宜令退位。”(《澗于集》奏議卷三第25-28頁)7月22日,清**果真將馮子材解職,以年輕的蘇元春署廣西提督。張佩綸這份奏折一石二鳥,排擠馮子材只是其中之一,通盤考慮是擴張淮系勢力,擠壓湘軍,故奏折第一條是要求將署兩廣總督曾國荃踢走,讓張樹聲回鎮廣州,這樣兩廣都抓在淮系手里。
1884年3月27日,李鴻章致張佩綸:“電旨調馮萃亭出關接統,馮在越頗有威名,年逾七旬,未知能受此勞苦否?前剿土匪,今御夷兵,難易迥別。昔在江南共事,稔知其馭軍無紀,攻戰無略,又不若琴軒遠矣。”“琴軒”即潘鼎新,是跟隨李鴻章多年的淮軍將領。李鴻章之意,是以潘鼎新移任廣西巡撫,接統黃桂蘭所部軍隊,不令馮子材染指。4月6日,張佩綸復書李鴻章:“粵西提督急須出群之才,若公書緩至,屬之大樹,文武不和,又蹈徐、黃覆轍矣。”李鴻章則認為:“馮必不出,出亦無用。”(姜鳴整理:《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第362-363、368-370頁)
李鴻章說馮子材在江南的時候,軍隊無紀律,進攻缺乏策略,比潘鼎新差遠了。潘鼎新為李鴻章淮軍舊部,此時署湖南巡撫,不久調任廣西巡撫。張佩綸所說“大樹”指馮子材,借用東漢大將馮異典故。馮異為人謙退,諸將論功時,他遠離爭論,獨坐樹下,史稱“大樹將軍”。從張佩綸書信判斷,朝廷讓潘鼎新接任廣西巡撫,是聽從了李鴻章的意見。
張佩綸
鄧承修獻策
北寧之役戰敗后,1884年3月16日,戶科掌印給事中鄧承修上奏,請啟用馮子材辦理后路防務:“前廣西提督馮子材在粵西十余年,功勛宿著,熟悉邊情,徒與徐延旭齟齬,遂甘廢棄。可否飭令該員招募舊部隨同張樹聲協理后路防務。該員志行侃直,必能竭忠藎慮,無負厚恩。”(《鄧承修文集》第78頁)
自1865年起馮子材任廣西提督多年,1869-1879年三次出關平定撤退到越南境內的“叛軍”,這一份入越作戰經驗,在同時代諸將中無出其右。鄧承修力薦馮子材,有十分充分的理由。
10天后,朝廷頒下上諭:“馮子材邊情較熟,著傳知該提督速赴關外,接統黃桂蘭所部,認真整頓,力籌戰守,毋稍遲延。”朝廷接納了鄧承修的建議,還賦予馮子材新的權力,讓他接統黃桂蘭的部隊。黃桂蘭本是廣西提督,接統他的部隊,意味著如無意外馮子材將復任廣西提督。這個計劃一旦實現,將大大削弱淮系在廣西的勢力,李鴻章、張樹聲對此萬分不滿。3月31日,張樹聲致信李鴻章:“馮必不出,出亦無益,未稔當事以為何如?”表面是個疑問句,實際張樹聲已上達朝廷,阻止馮子材復出。
3月27日張樹聲上書總署稱:“馮子材賦性忠勇,而治軍紀律尚非嚴整,洋式槍炮尤所不諳,能治越南之土匪,不能當西國之精兵,邊防大計不可再誤。”(《張文襄公(未刊)電稿》)這種上下其手的文章,明眼人當可一眼看穿。馮子材長期在江南、廣西、越南作戰,對使用洋槍洋炮豪不陌生,張樹聲刻意加以詆毀,就是要壓制兩次彈劾淮系人物的馮子材。
4月27日,張樹聲就馮子材問題覆奏朝廷,說馮子材自稱病況加重:“……現接馮子材文開,提督仰奉恩旨,本應速整出關,惟自去年因病開缺,回籍調理,現在舊傷未愈,疝病重加,乘馬足軟,難以支持,懇請轉奏。”(《張文襄公(未刊)電稿》)
馮子材真病乎?非也。兩廣總督張樹聲、廣西巡撫潘鼎新皆淮軍嫡系,此時復出一定受壓,討不到任何好處,還容易代人受過。與其復出無所展布,不如裝病以待時機。7月22日,奉旨“馮子材準其開缺,回籍調理”。若非次年有大人物挺身力薦,一錘定音,馮子材可能就此歸隱田園。
馮子材
彭玉麟一錘定音
郭嵩燾為曾國藩重要幕僚,提出創建湘軍水師的首要智囊,也是彭玉麟衡陽同鄉知己之一。1879年,郭嵩燾提議繪“光緒四逸圖”,把彭玉麟、丁日昌、閻敬銘和他自己列入“光緒四逸”,交情絕非泛泛。
彭玉麟常年率領湘軍水師在長江中下游作戰,同時期馮子材一直在江南,曾鎮守鎮江數年之久,早期兩人或未蒙面,卻一定會相互關注。在最后圍攻天京的時候,曾國藩讓曾國荃、彭玉麟率領水陸兩軍,馮子材則充任配角,攻克丹陽,掃清天京外圍。
中法戰爭初起,朝廷即命彭玉麟以兵部尚書身份“辦理廣東軍務”,率領湘軍進駐廣東,地位在兩廣總督之上。1884年3月25日,朝廷接到彭玉麟奏折,同意廣東“西路團練并令馮子材實力籌辦”。這份上諭十分簡略,對馮子材順便一提,并不太重視。清代一遇地方有事而朝廷兵力有限時,經常會提出辦團練,但多有名無實,最多能約束鄉民、保衛家鄉,不能作為主力作戰部隊。如1883年張樹聲檄前船政大臣黎兆棠辦廣府團練,彭玉麟即認為“不過奉承故事,虛壯聲威”而已。(《彭玉麟集》第二冊第402頁)8月11日,張之洞致信馮子材,請他將團練密加部勒,派定營官,一旦有警,帶二三營赴越,用作“牽制”。朝廷與張之洞都對馮子材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面對中法戰爭越來越嚴峻的形勢,彭玉麟反復籌思,于8月20日致函張之洞、廣東巡撫倪文蔚,提出了扭轉戰局的重大建議:
朝廷既主戰,飭滇、桂兩軍進越,似粵東不可不可有兵助……昨夜細思,有一妥著,僅為我公并□豹帥熟商之。前廣西提督馮子材萃亭軍門,老將也,現總辦欽、廉團防事務,本欽州籍,部下舊將尚多,于越南相近,人地相宜,路徑最所素習。莫若請馮萃亭就近選擇其舊部良將,招募十營、八營,趕急成軍訓練,一旦奉到明發諭旨,即奏派此軍由欽、廉小路進發,一面先知會岑、潘兩帥及劉永福,分三路進兵,趁此時越中法兵抽調往閩,其未可失此戎機。特求我公妥商□豹帥。如以為可,速挈敝銜名公函飛達馮萃亭定奪。(《張文襄公(未刊)電稿》)
彭玉麟之意,馮子材本是欽、廉土著,人地相宜,不如請他招足十營、八營,與云貴總督岑毓英、廣西巡撫潘鼎新“三路進兵”。把馮子材與岑毓英、潘鼎新相提并論,彭玉麟心目中馮的分量極重,只是當時餉需緊缺,故而小心翼翼地提出讓馮招十營、八營。
8月25日,馮玉麟接到朝廷準備讓張樹聲帶領淮軍入越作戰的消息,寫信給張之洞,要求不動淮軍,他本人親率湘軍入越,原來虎門等地的防守任務,由張之洞另募新軍填扎。這是彭玉麟一貫“不要命”的個人風格,也是一種政治姿態。實際上,朝廷不會讓彭玉麟、張樹聲這樣的重臣宿將親臨前敵。8月27日,經反復籌思,張之洞等確定了“牽敵以戰越為上策”的戰略方針,也即從西線越南戰場發起大規模反攻,東線閩臺戰場取守勢。反攻作戰需要大枝生力軍,而此時在廣西、越南邊境的**軍隊,此前表現皆不理想,湘、淮、桂軍連遭敗績,士氣低落,當地惡性傳染病(所謂“瘴氣”)也讓客軍大大削弱了戰斗力。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湘軍方友升部2000人,因染“瘴氣”**亡者即達1500人。扭轉戰局的關鍵,在于物色具有出色帶兵能力、曾入越作戰的將領,召募能適應水土的兩粵士兵。馮子材的重要性逐漸凸顯。
彭玉麟畫像
十八營出征
9月2日,馮子材復信給張之洞,抱怨辦理團練經費不敷,力陳入越作戰需重用粵勇,“粵勇之于越南,不獨服其水土煙瘴,且又人情風尚無不熟識。……由子材就近幕勇,連關外粵軍一萬五千人,均交子材統帶調遣。”(《馮宮保(子材)軍牘集要》卷九第10-13頁)馮子材之前帶兵規模都在15000人左右,他希望恢復到他平日帶兵的正常規模,張之洞對此深感不滿。
張之洞在給廣東布政使沈镕經的信中說:“馮萃亭軍門致雪帥書,意甚不滿,至少亦須廿營。雪帥謂所言有理,鄙人亦謂其有理。……但巨餉如何籌法,馮全不體諒鄙人苦處難處……”(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第39頁)張之洞正為籌款頭痛,向沈镕經訴苦,責怪馮子材不體諒其難處。
10月26日,壓制馮子材的主要角色、原兩廣總督張樹聲在廣州去世,彭玉麟抓住機會,開動游說工作。11月24日,彭玉麟在給程桓生的信中說:“茲商湘帥,……奏請前廣西提督馮子材,現辦欽、廉團練,即于團練中精選十營,即由欽、廉十萬大山入越,助桂軍以謀北寧及海防省地。”“湘帥”指張之洞,號香濤,彭玉麟習慣寫作“湘帥”。給馮子料增兵到十營,是一種折衷辦法,此事出于彭玉麟主動,說服張之洞**。張之洞聽了彭玉麟的計劃,覺得甚有道理,但仍心存疑慮,11月22日曾發電報給廣西巡撫潘鼎新征求意見:“馮雖老,聞未衰;舊部多,成軍易;由欽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習;用土人,補遣便。將才難得,節取用之。惟此舉甚否有益?”最后一句,活畫出張之洞的忐忑不安之態。
張之洞最終同意了這個方案,讓馮子材招募十營赴越協剿。在當天給馮子材的咨文中稱:“貴提督老成宿將,熟習邊情,囊年剿平越匪,威望遠播。……務于文到二十日內成軍,迅速啟行。”11月29日,**衙門告知朝廷意旨:“彭玉麟等電陳派馮子材、王孝祺分統出關助剿,所籌甚是,著即督飭速進,軍火、糧餉源源接濟。”(《張文襄公(未刊)電稿》第5719頁)至此,慈禧批準了彭玉麟提出的折衷方案。
馮子材對彭玉麟十分感激,卻不能接受統帶十營出關的計劃。12月8日,他從欽州給彭玉麟回信:
……今蒙會銜委任,召募出關,而所部僅有十營,不敷展布,恐難迅速成功。即令仰賴福威,能否報捷,究未有十分把握……若照此勉為辦理,又恐難以見功,廑懷莫慰,則材出猶不出也。……與其曠日持久,所費不貲,究竟無濟于事,不若大張撻伐,早奏膚功。……據目前局面,縱不能增至三十營,亦必須湊足二十營,庶有拏手,不致進退維谷。當乞尊裁。萬一不能添,材惟有竭蹶圖謀,盡其力之所至已而。此意未敢逕制府、中丞,便中祈為婉述,藉達鄙忱是荷。(《張文襄公(未刊)電稿》)
馮子材的要求十分“出格”,要求增兵至三十營,至少也要二十營。對長期擔任廣西提督的馮老將軍來說,他平時帶兵規模都在15000人(三十營)上下,讓他帶5000人(十營)也太委屈了。更重要的是,此時30多歲的蘇元春坐在署廣西提督位子上,若不掌握大部隊,老將豈不是變成小年輕的“跟班”?為謹慎起見,這封信只寫給彭玉麟一人,希望在說動彭玉麟后,借助他數十年軍旅生涯的重望,說服張、倪兩人。12月30日,張之洞復函表示,同意增加到十八營:“十營為數略少,以餉絀故。茲復竭力圖維,勉籌八營之餉,以厚軍力。”兩天后,或是考慮書信太慢,又補發一封電報:“粵東餉絀萬分,十營已甚為難,今尊函既謂不敷展布,準添八營,自臘月半起支。此乃力排眾議、百計羅掘,閣下須諒鄙人苦衷,早立奇功,以慰期望。”(《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26冊第65-66頁)
2月11日,張之洞《提督馮子材起病片》稱“尋訪欽州來省文武官員,僉稱病已就痊,精神矍鑠……該提督亦來函稱,自回里后調理數月,病體漸痊。維時海防日急,屢奉進兵越南之旨,因該提督百戰宿將,熟習越情,當經電奏派令出關攻剿。”馮子材本無病,若有的話,也是心病。
同一天,彭玉麟、張之洞會奏《分遣廣軍規越折》稱:“查前廣西提督馮子材,現在欽、廉本籍奏辦團練。該提督老成宿將,久官粵西,曾征越匪,威望在人,罷兵未久,舊部尚眾。派令募勇十營,繼因該提督力陳出疆征討,兵力須厚,又準續募八營。計馮子材共統十八營,由欽州、上思出邊入越,趨那陽一路。據報于十二月初五日到龍州,先遣八營扎思陵隘口之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111冊第106頁)
馮子材要求增兵,雖未能募足二十營,十八營也足夠發揮了。在中法戰爭關鍵時刻,彭玉麟一錘定音,張之洞權衡利弊后接受了這個建議。馮子材一戰功成的背后,彭玉麟的強有力推動居功至偉。按清代制度,薦人要負連帶責任,尤其是推薦帶兵大員、重要將領。設馮子才不幸戰敗,彭玉麟也要受處罰。
吳大瀓題馮子材畫像
澄清誤會
時至今日,人們多以為是張之洞“起用”“啟用”“任用”馮子材而建此奇功,與他人無關。從新披露的兩封密函看,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在兵部尚書彭玉麟強力推動下,兩廣總督張之洞同意馮子材率領十八營出關作戰。”
張之洞與馮子材不僅素無淵源,還曾追隨張佩綸之后,上奏朝廷舉薦馮子材的**對頭徐延旭。莫華生引徐宗干《歸廬談往錄》稱:當徐延旭任廣西知府時,曾資助過張之洞的姐夫鹿傳霖。“他參與舉薦徐延旭,就從道義上支持清流派言官排斥馮子材的行動。后來,徐延旭失事后,參與舉薦徐延旭的清流派言官陳寶琛、張佩綸都被清**懲處,張之洞也遭到降一級留任的薄懲。所以,張之洞和馮子材開始是相斥關系。”(莫華生:《中法戰爭前后張之洞和馮子材關系的曲折演變》)
張佩綸、張之洞并稱“清流”二張,又都是直隸(河北)人,關系至密。1884年5月7日張佩綸受命“會辦福建海疆事宜”,22日張之洞署兩廣總督,兩人相約于6月11日聯袂出京,一同乘船赴津。6月21日,李鴻章帶領“二張一吳”同出大沽,乘坐輪船巡閱奉天、旅順等地炮臺,觀摩北洋海軍、福建水師**練陣法;6月25日,在威海衛觀看試演魚雷后,二張乘坐福建“揚武”艦,行抵上海方才分手。
這半個月的時間,“二張”幾乎朝夕相處,一定會對兩人都利害相關的中法戰爭前景及部署交換意見。張佩綸對馮子材成見甚深,從常理而論也會影響到張之洞。職是之故,要說張之洞事先對馮子材會有什么好感,恐無可能。1884年秋間身在廣州的**,能對馮子材的能力作客觀評估的,只有早年在江南作戰的“戰友”彭玉麟。
彭玉麟以兵部尚書、“欽差大臣”身份駐粵,朝廷主要是讓他統籌全局、謀劃戰略、穩定軍心民心,并指揮入粵湘軍;至于具體組建馮子材“萃軍”、組織餉械供應,主要責任落在兩廣總督張之洞身上,此乃分工如此。彭玉麟這個“欽差大臣”處于指導地位,卻不是直接執行者,也就給了張之洞“攬功”的機會。張之洞七十生辰自撰《抱冰堂**記》,只提到他自己“特奏派馮子材軍門、總兵王孝祺兩軍援桂”,絕口不提彭玉麟。此時彭玉麟、馮子材皆已作古,兩封密函外間無有知者,可以放心打馬虎眼。
彭玉麟為人謙沖有雅量,不愿與人屑屑爭功。張之洞由京官外放山西巡撫未滿三年,突然躍升兩廣總督,急需要用戰功來證明其能力。對張之洞來說,放手讓馮子材大干,是一場,幸虧馮宮保不負所望,成就了不世之功。張之洞依靠馮子材的戰功,迅速站穩腳跟,得到慈禧、醇親王奕譞歡心。1909年,張之洞去世時,攝政王載灃選擇以“文襄”為謚號,跟戰功卓著的左宗棠同等,表彰的是武功而非文治,令時人錯諤不置。據野史記載,張之洞臨終前,與載灃有過很不愉快的交道,載灃有意加以貶抑。在他看來,張之洞一生最突出的功績,就是中法戰爭中任用馮子材打敗法軍一事,其他工作無足稱述。“文襄”這個謚號,有些無理也有些道理。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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