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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85年前，為抵抗日本侵略者，**工農**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奔赴抗戰前線。為紀念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立85周年，**軍網微信將陸續推出系列文章，帶你了解八路軍、新四軍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有沒有軍銜？要說有也有，說沒有也沒有。為什么這么說呢？先說有：當時八路軍、新四軍部分干部在檔案中確實有過軍銜記載，有些干部還佩戴過軍銜領章。再說沒有：由于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八路軍、新四軍并沒有正式實行軍銜制度，絕大多數官兵都沒有軍銜。

八路軍改編后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

八路軍、新四軍改編后

各級干部曾有過軍銜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軍民奮起抵抗，拉開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大敵當前，國共兩**第二次合作。**工農**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納入國民革命軍序列，部隊編制、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服裝等，基本都與國民**軍隊相同。并且，按照國民革命軍的軍銜等級，給各級干部都授了軍銜。當時國民**軍隊的軍銜等級設置，為六等十六級：　

將官：上將、中將、少將；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準尉；

軍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開國中將陳先瑞曾回憶，1937年12月**在抗大對他說過：“**改編為八路軍，名義上歸**統一指揮，實際上還是****領導和指揮，這一條是不能變的。現在有那么一些人，國民**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氣起來了，有點忘乎所以飄飄然了。這些人，如不及早給他敲敲警鐘，就會犯錯誤……”

從1938年3月八路軍一二〇師給**軍委參謀長滕代遠的關于營以上干部履歷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當時八路軍的高、中級干部均有軍銜：師長、副師長為中將；師參謀長、旅長、副旅長一般為少將；師參謀處長、旅參謀長、旅政治部主任、團長、支隊長一般為上校。如一二〇師師長**、副師長肖克均為中將；一二〇師參謀長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長盧冬生、副旅長張宗遜，三五九旅旅長陳伯鈞、副旅長王震，三八五旅旅長王宏坤、副旅長王維舟等均為少將；一二〇師參謀處處長彭紹輝、三五九旅參謀長郭鵬、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謝扶民、七一五團團長王尚榮、七一六團團長賀炳炎、七七〇團團長張才千、一二〇師雁北游擊支隊支隊長宋時輪等均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在給**軍委和八路軍總部關于少校以上干部戰績的報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團團長楊得志、六八六團團長楊勇等均為上校。

八路軍一二〇師師長**（右一）、副師長肖克

1955年海軍少將盧仁燦曾回憶，自己在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時有過上校軍銜：“當時，三八五旅共有3人分別被授予少將的軍銜，他們分別是旅長陳錫聯（1938年6月在王宏坤之后繼任旅長——筆者注）、旅政治委員謝富治以及擔任副旅長職務的民主人士趙輝樓。那時不設大校，我和旅參謀長曾紹山、政治部副主任趙月舫被授予上校軍銜，為旅里僅次于3位少將的最高職銜。”

開國中將廖漢生將軍曾回憶：“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國民**仿照其他部隊的標準，也給八路軍的團以上軍官封了一些軍銜。我擔任第一二〇師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團副團長，上校軍銜，沒有佩戴軍銜標志，只是在準備對外聯絡用的名片上印著‘上校副團長’幾個字。八路軍內部并不準備實行這一套。”

看來，當時八路軍一些干部為了工作需要，確實印了帶有軍銜的名片。

1938年春，國民**軍事委員會在武漢召開了全國師以上參謀長、政治部主任聯席會議，八路軍總部派出了八人參加這次會議，彭雪楓（八路軍總部參謀處長、代表八路軍總部，少將銜）、周昆（八路軍一一五師參謀長，少將銜）、邊章五（代表八路軍一二〇師，少將銜）、張經武（代表八路軍一二九師，少將銜）參加參謀長會議；羅瑞卿（以八路軍總部政治部組織部長名義，上校銜）、張愛萍（以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副主任名義，上校銜）、歐陽毅（以八路軍一二〇師政治部副主任名義，上校銜）、譚政（以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副主任身份，上校銜）參加政治部主任會議。

當時八路軍、新四軍干部的軍銜，主要見于履歷表、報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但也有不少人對自己的軍銜并沒有印象。開國少將王兆相在回憶錄中提到：“記得我被任命為警六團團長時，沒有關于軍銜的命令，也沒有附帶說明。但近年來我在寫回憶錄時，發現了一份一二〇師參謀長周士第的電報，這份電報是發給**軍委參謀長滕代遠和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的，發報時間是1938年2月6日，內容為介紹警六團營以上干部配備情況。其第一條是：‘上校團長王兆相，三十歲。’不過在印象中，我沒有接到過授予我上校軍銜的通知，也沒見過八路軍的各級干部佩戴軍銜。”

有關八路軍、新四軍干部的軍銜，只是在抗戰初中期有過記載。據1941年3月12日新三五八旅旅長彭紹輝《關于整軍工作的報告提綱》中，“第四，將校以上官佐簡歷表” 可見，此時八路軍干部簡歷中還有軍銜等級，以后就逐漸不再提軍銜而只提干部的職務了。

當然，因工作需要，八路軍、新四軍一些干部在抗戰中后期也都使用軍銜。據一個“日本八路”——反戰士兵水田靖夫回憶：他在1940年梁山戰役中被八路軍俘虜，八路軍一一五師教導第三旅旅長楊勇送他一個筆記本，署名：“**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楊勇”。

抗戰時期的“陸軍少將”楊勇

少數八路軍、新四軍干部佩戴過軍銜

國際友人愛潑斯坦在《抗日戰爭中的新四軍》一文中寫道：“改編為新四軍后，游擊隊員們必須識別不同的軍銜，服從他們不認得的人的命令。他們的日常生活受到嚴格的軍事紀律的約束，這是他們以前不習慣的。”說明改編后的八路軍、新四軍佩戴過軍銜標志。不過，八路軍、新四軍在這一時期佩戴過軍銜的只是少數指揮員，如北伐名將葉挺等。抗日戰爭爆發后，葉挺臨危受命，于1937年10月出任由**共產**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長，并被授予中將軍銜。

身穿中將軍服的葉挺將軍

另外，一些高級將領因工作需要也曾佩戴過軍銜領章。如徐海東將軍抗戰初期曾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旅長。1939年下半年，**研究決定，要徐海東到華中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工作。那時，**也要到華中赴任。怎樣才能保證少奇同志安全到華中呢？**決定，徐海東以****檢查新四軍工作組組長的名義，**化名胡服，以“秘書”身份，“跟隨”徐海東到華中。在路上，遇到一些麻煩，多虧徐海東的少將軍服，才化險為夷。

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旅長徐海東

曾任****志愿軍三兵團參謀長的張蘊鈺將軍在2002年回憶陳賡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當時自己任十一旅三十三團副團長，1940年在太行某軍政學校首次見到聞名全軍的陳賡將軍，陳賡當時掛中將軍銜，其他旅長一般都是少將。張蘊鈺覺得奇怪，后了解情況后，認為陳賡曾救過**的命，又是黃埔一期，掛中將軍銜并不奇怪。

另外，根據一些回憶史料，這一時期我軍的一些初中級指揮員也佩戴過軍銜標志。開國少將王直在新四軍成立之初任新四軍第二支隊三團四連指導員，“在任指導員期間，最讓我頭疼的工作就是佩戴國民**軍帽徽和軍銜。我當時被授予上尉軍銜，不是我嫌這個軍銜低，而是在感情上難以接受。”

原新四軍第四支隊軍需處長鄭重回憶：“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鄂豫皖蘇區**在湖北黃安（今紅安）七里坪集中，改編為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第四支隊。上級派我擔任支隊軍需處長，并發給綴有少校軍銜的胸章佩戴。”

新四軍準尉特務長胸章

由于當時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派出部分干部參加了國民**軍事委員會的工作，他們也曾有過軍銜。如**就曾有過中將軍銜。**那時是****長江局副**、共產**與國民**談判的首席代表。抗戰爆發后的1937年9月，**為表示與各**派的團結和籠絡人心，特邀**出任國民**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還授給他中將軍銜。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國民**及軍事委員會等**政軍機關已遷至武漢，**住進****長江局駐地。當時，長江局大樓內住有兩名中將，即**和**（十八集團軍參謀長），還有四個高級參謀，即李濤、聶鶴亭、張經武、邊章五。時任長江局**的王明曾口占一聯：“一門兩中將，三樓四參謀。”另外，受國民**之邀，郭沫若于1937年9月出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軍銜少將。葉淺予在回憶錄中寫道：“1938年我在武漢參加郭沫若的軍委政治部第三廳，我的軍銜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漢都是少將。”不過，他們當時是在國民**軍事委員會任職，所以他們的軍銜不屬于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銜。

佩戴中將領章的**

第十八集團軍中將參謀長**

抗戰初期，為了方便與國民**軍打交道，在國統區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有過軍銜。如《**選集》中提到的在1939年6月12日“平江慘案”中被國民**軍殺害的新四軍平江通訊處主任涂正坤、副官羅梓銘，軍銜分別為上校和少校。

伍修權將軍回憶八路軍蘭州辦事處迎接從蘇聯回來的同志：“我們馬上把他們安置下來，然后給他們發八路軍的軍衣和符號，還給每人起一個假名字。根據各人的年齡和身份，每人安上個適當的軍銜和官職，最小的給個少尉，也有中尉、上尉，最高是少校，因為我自己當時掛的是個上校軍銜。”

張震上將在回憶錄中提到：“（1937年）8月30日，八路軍駐晉辦事處在太原成成中學正式掛牌辦公。彭雪楓以八路軍總部參謀處處長、駐晉辦事處主任的身份進行公開活動。我以八路軍總部少校參謀的身份，負責聯絡、接待工作，并兼任辦事處總務科科長。……八路軍少將高級參謀邊章五也在這里。……國民**軍的軍銜、標志，是要自己到街上去買的，回來報銷。我那時不知道軍銜如何佩戴，便問商店老板。他很吃驚，說：‘當官的自己還不知道？’我也就不好再細問。”

彭雪楓任八路軍總部少將參謀處長、駐晉辦事處主任時穿過的少將服裝

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上等兵胸章

此外，抗戰初期和抗戰勝利后，八路軍、新四軍曾兩次醞釀實行軍銜制度，由于受當時戰爭環境和物質條件的限制，這一愿望未能實現。

（作者：軍史專家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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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平

編輯：王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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