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神神櫻處(原神神櫻大祓最后一個)

原友們好啊，今天小編給大家分享原神這款游戲的攻略如原神陣容如何搭配、原神深淵怎么過、原神地圖搜集攻略、原神抽卡建議等原神攻略

大家好，感謝邀請，今天來為大家分享一下電腦原神與手機原神的區別(電腦原神官網)的問題，以及和電腦原神與手機原神的區別(電腦原神官網)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還不太明白的話，也沒有關系，因為接下來將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解決大家的問題，下面就開始吧！

電腦原神與手機原神的區別

眾所周知，原神共有兩種方式常見的方式打開游戲，第一種是手機，拿起手機就能玩，第二種是電腦，適合高手玩家。雖然是一款手游，但是漸漸的變成端游，讓很多玩家不理解。

為什么越來越多人喜歡用電腦玩游戲？接下來對比看看，哪個更有優勢？

一、電腦畫質更強

玩游戲最看重是畫質，因為用電腦玩畫質可以開啟高清畫質，細節直接拉滿。無論是怪物形態，還是技能**都非常的炫酷，完全不是手機能比的。

大多數玩家用手機玩，都會把畫質調為中等或者更低，因為這樣才能更流暢。如果畫質、幀率調得過高手機會發熱，卡頓問題嚴重。

而電腦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出現，所以很多玩家更愿意用電腦玩。

二、做任務更加便捷

原神還是手游為主，因此手機用戶才是核心。只要拿起手機就能隨時隨地打開游戲，即使是在地鐵上或者郊外都能玩。而pc端就沒這個優勢只能在固定地點才能玩，非常的麻煩。對于喜歡躺床的玩家來說，手機才是不二之選。

除此之外做任務也很方便，輕輕點擊就能完成任務，不需要像電腦那樣來回移動。

手機的優勢比較適合近戰，比如單手劍角色、雙手劍角色等**作起來沒有難度。唯一的不足就是弓箭角色比較難**作，因為需要瞄準，很多時候沒有足夠的耐心，從而丟失傷害。

pc端就沒有這個煩惱，最大的優勢就是快速切換角色，使用鼠標和鍵盤控制弓箭方向，最大力度保證傷害拉滿。

三、電腦**作更便捷

如果使用甘雨這類弓箭角色，PC端的優勢很大，這是手機無法比較的，以及大世界跑圖pc端也很方便。看到很多主播或者大佬玩家都喜歡用電腦跑圖，**作更加得心應手，敲擊鍵盤的聲音更加有打擊感，而不是對著屏幕用手戳。

小結：電腦畫質高，打擊感強。手機做任務方便，適合體驗劇情玩家。

四、萌新與大佬區別

關于第三的小編綜合認為還是從本質問題說起，如果你是一個萌新，那么選擇用手機玩肯定是對的，因為前期都是做任務為主，用手機基本已經足夠。

如果你是一個成熟的老玩家，擁有一年以上經驗，用電腦玩是最好的，這樣才能打出更高的傷害，因為達到后期基本上就是打深淵或者刷BOSS，任務很少碰了。 #原神米游社#

小編綜合認為：新手比較適合用手機玩，高手追求極致傷害用電腦玩。當然，手機和電腦都可以玩完全不沖突，小伙伴們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即可，沒必要和別人攀比，即使用手機也能打出爆炸傷害。

電腦原神與手機原神的區別

用手機、PC和云原神玩原神，畫質大不同。

一念神魔。

最近有不少玩家拿魚群做比較，探討各自游戲的畫質。手機、PC和云原神的畫質有很大差別，但每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那么，這幾個游戲的畫質有多大差別呢？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我使用的是一加Ace2和華碩天選3，這兩款設備都能輕松地拉滿原神的畫質。接下來，我們將以全最高畫質的原神七為例，對比手機、PC和云原神的畫質。

第一是手機端的原神畫質，可以看到魚群已經禿了，看起來有點可惜。然后是手機端的云原神，魚群不再禿頂，畫質得到了大幅提升，看起來更加美麗。除了風景美，角色也很漂亮，如果不抽新角色，那該怎么辦呢？朋友們可以了解一下原神4.0的激勵計劃，門檻低、獎勵高，全平臺都能參與，趕緊去試試吧。

除了風景美，角色也很漂亮，如果不抽新角色，那該怎么辦呢？朋友們可以了解一下原神4.0的激勵計劃，門檻低、獎勵高，全平臺都能參與，趕緊去試試吧。

雖然手機端的云原神的畫質已經非常出色了，但當我拿出PC端的云原神時，又該如何應對呢？可以看到PC端的云原神畫質更加清晰，細節更加細膩。雖然與手機端的云原神差距不大，但接下來的差距才是真正的差距。先生們女士們，看完這個對比，你們就知道差距有多大了。

接下來是第三的壓軸——PC端的原神，畫質再次得到全面提升，畫面更加清晰，光效也更加出色。同樣是PC端的效果，為什么差距這么大呢？其實原因很簡單，云原神的最高畫質雖然叫做超高清，但分辨率似乎被限制在1080P和1.0的渲染精度上。而PC端的原神可以達到1.5的渲染精度，分辨率可以開到2K甚至4K，支持n卡濾鏡。這些功能云原神都不支持，所以差距才會這么大。

第三，給大家小編綜合認為一下。就畫質而言，PC原神>PC云-原神>手機-云原神>手機原神。雖然手機端的云原神表現非常出色，但在PC端，云原神的表現就不如人意了。畢竟好的顯示器和顯卡價格都不便宜。

雖然價格不便宜，但畫質真的很棒。

好了，文章到此結束，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大家好，如果您還對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不太了解，沒有關系，今天就由本站為大家分享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的知識，包括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的問題都會給大家分析到，還望可以解決大家的問題，下面我們就開始吧！

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

我四命啊晴終于能拉出來溜溜了！

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

《原神》本子有多香？二創大佬已殺瘋，巴巴脫絲快別脫了！

各位旅行者，大家好啊。

再來給大家更一篇吧~

就拿上述的標題來講，二創大佬我們都知道，不管是不是跟米忽悠一起合作，還是個人創作者自己創作，小編綜合認為我們都可以知道《原神》這款游戲有多么的火熱。

那么問題來了，《原神》本子到底有多香？

先說巴巴托斯吧，畢竟那可是我們親愛的巴巴脫絲大人，誰不愛？【滑稽保命】

鵝鵝鵝……

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巴巴托斯是女孩子……

呸，男孩子，巴巴托斯是男孩子，這點我們一定要知道！

但現在都2022年了，依然有玩家認為巴巴托斯是女孩子，而巴巴托斯的配音還是喵醬，人家是實打實的女孩子！

平時不玩《原神》的玩家，給他一張溫迪的照片，第一眼絕對會認錯。

也就是這樣的“妹子”，在一些二創大佬眼中真就成為了妹子。

所以對于這樣的巴巴托斯，真不相信大家不心動。

除了巴巴托斯外，對于其它角色也是一樣的。

“早柚”大家知道吧？

就問你到底刑不刑！

跟著節奏來，我說妹子，你說刑。

妹子？

玩家：刑？

行個屁！

PS：不會真的有人想開早柚的車吧？

開玩笑，小白會讓大家得逞。笑**，根本不可能。

玩歸玩，鬧歸鬧，正經圖還是會給大家放的。

看看上述圖片，簡直就是lsp狂喜有木有！

從位于圖片的主C刻晴開始，背后的凝光、芭芭拉、北斗、安柏、琴、麗莎都有出現。

這場面，嘖嘖嘖，估計也就在畫師筆下看過。你敢弄成動漫？

開玩笑，分分鐘就被禁了。

所以我們喜歡的到底是其中的妹子，還是被人家的劇情所吸引？

胡桃、甘雨、刻晴，以及八重……

似乎這樣的角色出現在提瓦特大陸也不是不行，所以問題來了，我們到底喜歡什么，難道我們真就是顏狗？

除此之外，還有玩家表示你那個算什么，我這張圖片才是真的牛！

空跟熒明明是兄妹二人，結果在你筆下成為了悠和穹？屬實炒蛋！你問為什么，兄弟啊，動畫看的還是有點少。

哈哈，不跟大家開玩笑了，其實對于眾多角色換上不同的服裝，我們都很喜歡。但我們真就是顏狗嘛？

其實不是的，我們只是喜歡她們罷了，只是想給她們一個溫暖的家！【滑稽保命】

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

精選AI，不容錯過哦[可愛]

關于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原神刻晴黃本早安原神的介紹到此結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大家好，今天小編來為大家解答吉光片裘原神(吉光片裘出處)這個問題，吉光片裘原神(吉光片裘出處)很多人還不知道，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吉光片裘原神

感謝劉成國老師賜稿

原文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1年第1期

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新出墓志與宋代文學研究的拓展

——以王安石為核心的考察

摘要：在行實方面，新出墓志可以提供新的材料，重建宋代文學家生平中一些遺失、湮沒的環節。對于文學史上一些重要作品的作年、背景，還有涉及到的重大文學史實，新出墓志可以提供確切的解答。它有助于家族世系的全面呈現，糾正文集、族譜中的諸多訛誤，推進家族文學研究。它為更加全面、客觀了解北宋后期**爭、政治史提供了寶貴史料，有助于走出成王敗寇的勝利者書寫，深化**爭與文學的研究視域。它為墓志的書寫研究提供了珍貴個案，有助于走出證史、訂史的傳統金石學藩籬，走向歷史詮釋。對新出墓志的利用，必須注意辨偽及文體特質。

關鍵詞：新出墓志；宋代文學；王安石；家族；**爭

2000年9月，**宋代文學學會成立，復旦大學王水照教授任會長，并召開了首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后，宋代文學研究迅速走出20世紀**十年代比較寂寥的狀況。無論是基礎文獻的整理與編纂，還是視野的拓展、方法的探索、跨學科的整合等，宋代文學研究“得到了近乎全方位的蓬勃發展”[1]，出現了王水照教授所謂“五朵金花”的盛況：“就宋代文學研究而言，文學與制度、文學與**爭、文學與科舉、文學與地域、文學與家族，這五個方面取得的成果更為突出，或可稱之為‘五朵金花’。”[2]只是最近數年，這種高速發展的趨向未能延續，宋代文學研究“似乎又到了一個徘徊不前和積蓄準備的‘瓶頸’階段”。[3]具體而言：文獻方面，一些總集的編纂比較粗糙，留下若干補遺空間，很多別集的整理也不盡如人意；在大數據技術條件下，對作家、作品的實證研究，顯得遠遠不夠；文學史的常規研究方面，套路化、格式化的傾向比較明顯；所謂跨學科研究，對所跨學科其實只是一知半解，往往將另一學科的一些常識甚至過時的、錯誤的知識，和文學分析機械匹配，宛如兩張皮套在一起。這種“瓶頸”，是學科發展到某階段后必然會面臨的一種現象。至于如何突破“瓶頸”，其實也不過是老生常談：一是回到文獻，重新整頓、夯實宋代文學的文獻基礎；二是引進的新研究理念與方法。以下本文擬以王安石為核心，從六個方面論述新文獻——出土墓志與宋代文學研究新空間的拓展[4]。

一、作家行實與重要作品

宋代文學家通常是兼具文人、官員、學者等多重身份的社會精英。他們的生平事跡，往往見于《宋史》中的人物列傳及《儒林傳》《文苑傳》；又或者作為鄉賢、名宦、高士，其佚聞趣事、政績文章略載于各地方志、筆記**中。但由于國史、實錄、地方志、筆記等著述的體例與編撰意圖所限，以上文獻不會詳盡無遺地記載他們所有的行實事跡，而是有所選擇、有所去取。新出墓志可以提供新的材料，彌補各類史傳的不足，重建文學家生平中一些遺失、湮沒的環節。

例如，關于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相關研究已連篇累牘。一般認為，其生平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已相當清楚。其實不然。王安石的事跡，主要見于《東都事略》卷七十九《王安石傳》、《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十四《王荊**石傳實錄》、《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以及《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熙寧三年四月至熙寧九年十月間（1070-1076）的記事。以上史料來源大半可追溯至元祐舊**，頗有誣枉；且其中所載，重點是熙寧變法間王安石的日常政務活動。至于王安石自慶歷二年（1042）進士高第后歷任地方州縣的行實、交游、治績等，相關記載極為闕乏，導致對他早期文學作品的研究，缺乏詳實的背景支撐。新出《宋故汪君莊氏墓志銘》提供了他知鄞縣任上移風易俗、推行土葬的舉措：

其后一日，元吉告其子弟曰：“予以明之為俗，狃于無教，其親**，則舉而委之于火，故予父母者皆不克葬，此予所以抱無涯之恨也。及王**石之為鄞，其民稍稍知送**之禮。”[5]

墓主之子，是明州司法吏汪元吉。仁宗皇祐二年（1050）春，王安石離任鄞縣，曾向兩浙轉運使孫甫推薦汪：“為吏亷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6]明州瀕海，北宋時火葬流行，有違儒家葬儀。據汪元吉所言，自王安石知鄞，鄞民始知送**之禮。這稍可彌補《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記載之簡略，更完整地呈現出王安石知鄞的政績。同時，墓志所載也即他的散文名篇《閔習》的寫作背景：

父母**，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于戕賊父母而無以為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7]

二者相互印證，體現出北宋慶歷時期深受儒學復興**影響的士大夫以先王之道為鵠的，在地方上移風易俗、推行儒家教化文明的努力。

鄞縣任滿后，王安石辭試館職，于皇祐三年（1051）九月通判舒州。這一期間的經歷，《宋史》《東都事略》等史傳均付諸闕如。呂南公《故袁州李君墓志銘》記載了王安石在舒州“躬尚儉素，僚佐皆強效之”的生活作風，這與宋代筆記中所載他諸多簡樸礪行的佚事相符。更可貴的是，這篇墓志從側面反映出王安石倅舒時的救災之政：

舒大饑，日開常平倉，饑民競糴相軋，有老嫗踣**，眾躪其尸脫面皮。州聞之怒，議劾倉官不能約勒。君請見曰：“按皮生而脫，則既**必攣縮。今嫗皮柔伸引覆無缺然，則嫗饑**而尸仆，眾不知其見躪，非躪而**之也。”介甫曰：“司理說是。”州怒乃息。[8]

墓主李冕于皇祐年間曾任舒州司理參軍，為王安石下屬。墓志所述，固然是為了凸顯李冕直言敢諫的品格，但若與王安石《與孟逸秘校書四》相互參閱，便可見吉光片羽之可珍：

歲饑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為治，宜不至有失所者。然聞富室之藏，尚有所閉而未發者。切以謂方今之急，閣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價以予民。損有余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不足恤，在力行之而已。[9]

書中督促孟逸設法隱括富室之藏，裁價予民，以救饑荒，體現了王安石“損有余以補不足”的救災思想。根據《故袁州李君墓志銘》提供的珍貴線索，便可復原出當時舒州大饑，王安石作為通判輔助知州開倉賑饑的歷史場景。這不僅填補了王安石生平中被湮沒的一段重要史實，彌補了《宋史》等史傳之闕，而且對于理解他政治思想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對于一些宋代文學家生平中的疑難問題，新出墓志可以提供一錘定音的鐵證，使之定讞。比如王安國卒年。王安國與其兄安石、弟安禮并稱“臨川三王”，是北宋著名詩人，也是引發新**內訌的一個重要角色。據王安石撰《王平甫墓志》載，王安國卒于熙寧七年（1074）八月十七日：“官止于大理寺丞，年止于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鐘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10]但《長編》卷二百七十七熙寧九年（1076）七月己卯載：“復放歸田里人王安國為大理寺丞、江寧府監當。命下而安國病**矣。”[11]據此，則王安國當卒于熙寧九年（1076）七月二十五日以后。就史料的來源、價值而言，《王平甫墓志》和《長編》都頗具權威性，而兩說抵牾如此，導致學界莫衷一是。2007年，洛陽新出土王安國撰《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志銘》。墓主張庚，卒于皇祐元年（1049）六月十七日，“旅殯于和州”。此后，其子張云卿于“熙寧八年四月乙酉，葬君于河南府河南縣杜澤原，而云卿謀所以顯親于不泯者，乃來京師乞余銘。”[12]據此，則《王平甫墓志銘》所載王安國卒于“熙寧七年”必誤。再輔以王安石《中使傳宣撫問并賜湯藥及撫慰安國弟亡謝表》、曾鞏《祭王平甫文》等其他史料，可推斷王安國卒于熙寧十年（1077）八月十七日，墓志中“七”當為“十”之訛[13]。

對于宋代文學史上一些重要作品的作年、背景，還有涉及的重大文學史實，新出墓志的價值堪稱獨一無二。例如，北宋中期，正當韓愈名聲如日中天時，突然出現了一部《韓退之別傳》，以對話體裁記載韓愈被貶潮州后見到大顛和尚，被其禪理機鋒折服，一改辟佛之志，轉尊佛理。此書與當時流行的尊韓反佛**相悖，引起極大反響，南宋以后風靡禪林。但書的作者及背景，時人不甚了了，或以為好事者無聊之舉：“所示《退之別傳》，且欲質之某，某何人敢當此耶？然反復觀《別傳》，誠非退之語也，好事者為之耳。”[14]與之相關的是歐陽修所作跋語的真偽，以及晚年對佛教的態度問題。朱熹曾引諸家之說予以考辨，也未能確證：

今所謂《別傳》者，洪氏《辯證》云：“《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偽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禮曰：‘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四時戲為此，今悔之無及。’”然則其為徐作無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云安國，未知便是君平否耳？[15]

今南京新出土龔原撰《宋故朝奉大夫京西路計度轉運副使兼勸農使護軍賜緋魚袋借紫徐君墓志銘》曰：

君姓徐氏，諱君平，字安道。其先著籍潤州金壇，自高大父仕南唐，始徙金陵，故今為上元人……嘗作《韓退之別傳》，王文公尤稱之。[16]

據此，則引起后世紛紜聚訟的《韓退之別傳》，即徐君平所撰。徐君平，字安道，王安石高足[17]。北宋后期，因徽宗兩度下詔禁中外士人不許以“君”、“天”等為名，故“君”缺筆為“尹”[18]，文獻中或作徐尹平、徐安道等等不一。徐君平撰此《別傳》，是為了響應王安石對韓愈的批評。

至于署名歐陽修的《書韓文公別傳后》，一向被視為他改變斥佛態度的關鍵材料：

要之，答退之之書，其文俚，而《別傳》則非深達先王之法言者莫能為也……噫！浮屠之說流于今而愈盛者，豈其道誠不可改而天卒相與之耶？吾所不能測也。廬陵歐陽修題。[19]

文曰“予官瑯琊，有以《退之別傳》相視者”，則慶歷五年至八年（1045—1048）歐陽修被貶滁州期間，已經得見《別傳》。然據《徐君墓志銘》所載“元符二年正月庚午，卒于太原府之官舍，享年五十有七”，徐君平應當生于慶歷二年（1042），慶歷五年時年僅三歲，絕無可能撰寫《別傳》。由此可知，《書韓文公別傳后》必為偽托之作[20]。兩宋之際，甚至還有僧人撰寫《歐陽修別傳》，編造歐陽修被居訥和尚折服，心向佛教。其機杼手法，與《韓退之別傳》全同，當是模仿之作。二者都是佛**或一些服膺佛教的儒家士人，對北宋中期古文家排斥佛教的反擊。

二 家族、**爭與文學

受宋史界家族研究的影響，“家族與文學”一度成為宋代文學研究中的熱點，名列“五朵金花”之一。近些年來，這一領域的研究逐漸出現盛況難繼的趨向。很多論著局囿于對家族成員作品的簡單羅列、評價，未能深入把握家族文學寫作的深層機制和細微脈絡，再兼以研究理念落后、問題意識缺乏、研究模式單一，最終導致家族文學研究僅僅止于家族個案數量的增加，而缺少實質性的突破。通常而言，完整的家族文學研究應該包含五個要素，其中之一是相對完整的家族譜系及家族文獻梳理。在這方面，新出墓志對未來研究的拓展推進之功不容低估。它有助于家族世系的全面呈現，糾正文集、族譜中的諸多訛誤，甚至由此超越考證，走向深刻的歷史文化闡釋。

仍以王安石為例。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臨川王氏家族，崛起于宋真宗朝，而輝煌于北宋后期。其家族世系情況，略見于曾鞏《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志銘》、王安石《先大夫述》《王平甫墓志》《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志銘》，以及《臨川三公王氏宗譜》等族譜[21]。根據這些文獻，王安石的曾祖王明，不仕，祖父王用之。《王平甫墓志》載：“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22]各種臨川王氏族譜皆同。但據2009年10月南京將軍山南麓新出土王安石父親**墓志銘，則“王明”當為“王德明”：“祖諱德明，贈職方員外郎。考諱□□□尉寺丞。母謝氏，永安縣太君。”[23]文集所載固誤，各類族譜、宗譜也不足據。又如王安石有二子，王雱（字元澤）和王旁。由于雱、旁形近音似，而王雱曾積極參預熙寧變法中，各種宋人筆記出于作者自身的政治立場，經常有意無意將患有精神疾病的王旁的事跡，移花接木到才華橫溢的王雱身上，最終竟然導致王旁一系湮沒無聞。然而南宋晁公遡《王少卿墓志銘》明確記載：

公諱玨，字德全，姓王氏……嗣子宜之錄其行事以告于某，使銘其墓碑。某因得盡觀公平生所為，而后益知公之于文公，猶蘇氏之有威也，文公之名乃益暴白。嗚呼！可謂孝矣。文公諱安石，守司空、贈太師。大父諱旁（滂），奉議郎、祕書省正字。父諱桐，承事郎、直龍圖閣，累贈特進。[24]

墓主王玨字少卿，王旁之孫，王安石曾孫，高宗紹興年間曾于杭州刊刻《臨川先生文集》。此篇墓志，完整地記載了王安石——王旁——王桐——王玨——王宜之的五代譜系，與《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三所載王氏家族譜系完全吻合，可以糾正宋代文獻中關于王雱的全部錯誤記述。同時，也可以此覈驗江西撫州地區各種王氏族譜、宗譜所載之真偽。另外，據王安禮曾孫、南宋著名學者王厚之的墓碣、墓志，可復原出王安禮一枝的五代譜系：王安禮——王防——王榕——王瑊——王厚之[25]。由此，臨川王氏家族在兩宋間的傳承、浮沉，基本可以得到完整復原，從而將相關研究推進一步。

王安石門生王迥家族墓志的面世，也引人注目。王迥屬于北宋臨城王氏，祖父王鬷，字小編綜合認為，仁宗朝曾任參知政事，《宋史》卷二百九十一有傳。《宋故贈戶部尚書謚忠穆太原王公墓銘》詳細記載了王鬷的家族世系、生平政事等[26]，可補史傳之闕。王迥字子高，后改名蘧，字子開。他曾受學于王安石，熙寧初積極參預農田水利、免役諸法的制定。據說他早年曾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北宋中期流傳甚廣，時人胡微之撰《王子高傳》記之。此即著名雜劇《王子高六么》故事之所本。此事撲朔迷離，真相不明，成為**古代戲劇的傳統題材，而王子高之名也隨戲劇形式的演變流傳后世。《宋故中奉大夫太原王公墓銘》的面世，為了解這位男主角的傳奇一生，提供了詳盡的第一手資料；也為研究北宋中期傳奇的寫作、傳播生態，提出了若干有趣的疑問。比如王迥改名，或以為由于遇仙事：“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后以傳其詞遍國中，于是改名蘧，易字子開。”[27]所改之名、字，出自蘇軾《芙蓉城》：“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形開如酒醒。”[28]而墓志則謂由于避諱：“公王氏，諱蘧，字子開，趙州臨城縣人。初諱迥，字子高，犯外祖名，奏易今諱。”[29]顯然，這是曲飾，曲折反映出北宋中后期士林對王蘧遇仙之事的評價，耐人尋味。蘇軾、王安石兩大文豪先后作詩，吟詠此事，而寓諷勸之意[30]。王蘧有兩弟：王適字子立，王遹字子敏。神宗元豐年間，他們兄弟三人與蘇軾、蘇轍交游密切，并結下姻親。王適娶蘇轍之女，其女后嫁蘇軾之孫蘇符。二蘇文集中，有多篇詩文涉及。王蘧家族墓志的出土，對于了解北宋后期眉山蘇氏家族的延續發展，很有幫助。

其他，如浙江紹興會稽博物館藏南宋著名詩人曾幾家族墓志，浙江武義明昭山出土南宋著名詩人呂本中家族墓志，2008 年河南洛陽出土富弼家族墓志，2010年河南安陽出土韓琦家族墓志，2009年陜西藍田縣出土呂大防家族墓志，以及范仲淹家族中范鈞、范埴、范純誠、范純粹母親張氏、范純禮妾馬氏等墓志，北宋晁氏家族中晁宗簡墓志、晁端仁夫人葉氏墓志、晁端義墓志、晁渙之墓志、晁臨之墓志（晁損之撰），秦觀家族中的秦詠及夫人墓志[31]，北宋俳諧詩人、參知政事石中立家族墓志，以上等等，都為宋代家族文學研究的深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對于了解宋代文學家的家族譜系、婚姻網絡、社會交往、文化傳承等，具有重大意義。

同是“五朵金花”之一，宋代**爭與文學研究也遇到持續發展的瓶頸。除了“前期成果頗為優秀，要在短期內有新突破、新開拓，后繼難為”[32]，以及研究理念方面未能及時跟進宋史學界近些年對**爭概念、研究模式的反省之外，最大的問題是**爭激化的哲宗、徽宗朝，文獻史料較之仁、英、神三朝遠為缺乏。特別是以王安石為首的新**文獻史料散佚嚴重，研究者往往感到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新出墓志可從四個方面彌補這一缺陷。

第一，一些新出墓志可以完整地呈現出王安石的社會交游網絡，以及熙寧變法中一些**的細節。如王安石知鄞縣時，曾與樓郁、王致、杜醇、王說等地方士人書啟往還，討論縣政、縣學。此四人與楊適并稱“明州五先生”，后世謂明州文教之盛，肇始于此。他們仕宦不顯，生平事跡大都僅見于《四明志》等地方史乘。章國慶《寧波歷代碑碣墓志匯編》收舒亶撰《宋故明長史王公墓志銘》，詳細記述了王說“以其學教授鄉里三十余年”事跡，以及明州五先生之得名：“明有五先生，前則慈溪楊君適、杜君醇、王君致，其后則奉化樓君郁與先生其人也。”[33]《匯編》又收錄楊適撰《宋故國君墓志銘》[34]、樓郁撰《宋故夫人洪氏墓志銘》[35]，所收豐稷撰《宋故奉議郎陳公墓志銘并蓋》記載了王安石與明州望族陳誴兄弟的交游：“公諱誴，字深甫。陳氏為四明望族久矣……鄞人初未勸學，金紫帥先散金購書藏之家，延禮鄉先生、四方之士教諸子弟。時荊國王公治鄞，公昆季從焉，荊公甚器之。”[36]晁損之撰《宋故南陽晁敬道墓志銘》，墓主晁渙之，字敬道。“王荊公退居金陵，敬道往見之，荊公與論名理之學，敬道益自負。”[37]他的祖父晁仲參通判舒州時，曾鑿秋口浦樅陽渠，以避馬當山羅剎石之險。這是王安石通判舒州時“所欲興而不果”[38]的，故王安石撰《虞部郎中晁君墓志銘》表而出之[39]。晁渙之的父親晁端仁，熙寧元年（1068）至江寧請王安石撰寫亡父墓志銘。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薦晁端仁出使京東路：“遣使察訪諸路，而京東以命鄧潤甫、呂升卿。兩人素非知公，亦首辟之。既見，乃知出荊公意也。”[40]這三篇墓志，比較連貫地記述了王安石與晁氏父子三代的交往，從中可略窺官員薦舉改官過程的人際潤滑因素。2009年，山東東營出土《宋故朝奉郎致仕李君墓志銘》。墓主李祈，唐功臣李勣后裔，嫻熟吏治。“熙寧間，方行新法，每以人才為難。而介甫相，因維瞻之奏，雅知公為能吏，將薦于朝，恐其遺忘，題姓名于屏上。會出守金陵，不果引用。”[41]這段記述，從側面表現出王安石在變法期間對人才的汲汲以求，可與元符間哲宗與曾布的對話相互印證：

上云：“安石誠近世人所未見。”余云：“此非可與章惇、蔡卞同日而語。其孳孳于國事，寢食不忘，士人有一善可稱，不問疏遠、識與不識，即日召用。誠近世所無也。”[42]

第二，若干新**墓志出土，為更加全面、客觀地了解北宋后期**爭、政治史提供了寶貴史料，有助于走出成王敗寇的勝利者書寫。《長編》中哲宗、徽宗兩朝史事多有脫落，而《宋史》中為新**立傳偏少，且以貶斥為主；再兼以眾多新**文集、著述失傳，學界對北宋后期歷史的認知，所據文獻大都出自舊**之手，或經舊**后裔的改寫。新出的一些新**墓志，撰者的政治傾向基本相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以上史料的不足及片面性。如新**成員張穆之、熊本、劉瑾、程鄰、程節、徐君平、徐鐸、楊畏等墓志，既提供了這些北宋后期重要政治人物的第一手文獻，又提供了另一種褒揚新法的敘事視角。其中固然不無溢美、夸飾，卻也與以批判新法基調的史料構成了鮮明的對比，拓展了歷史認識的立體化。又如新**干將王孝先，曾歷任都水監丞、提點永興軍路刑獄、大理寺卿、都水使者等要職，《宋史》不予立傳。新出趙挺之撰《王公墓志銘》，則詳細記述了他一生的事跡。熙寧年間，王孝先任都水監丞，于河中府創置官莊及淤田，卓有成效[43]。元豐三年（1080）春，王孝先因奉命推劾高遵裕借請結糴邊儲錢違法回易之事，“觀望不盡力”[44]，自提點永興軍路刑獄降知邠州。對此，《長編》卷三百二元豐三年（1080）二月壬寅條載：“提點永興軍等路刑獄、駕部員外郎王孝先知邠州。孝先上淤田營田司自熙寧七年至十年費錢十五萬五千四百余緡。”所費之錢，似乎表明孝先貶官是由于淤田司耗費太甚，而無實績。李燾注曰：“此事當考。不知淤田費用，與孝先知邠州有何關涉，今但依實錄附此。”[45]《王公墓志銘》則著重記述了王孝先淤田的功績，以及他除知邠州的原因：

時神考勵精庶政，相國王文公深求天下厲害，以水利事知公，公乃條河中府污谷及同、解地，按古跡可引諸水灌溉以為利。文公亟請于上，詔遣公領其事。逾年，變瀉鹵地萬頃為良田。公又因請仿趙充國營田法，募民耕耘，以助關中饋餉，于今賴焉。再期，除提點永興軍等路刑獄公事……然公所至率以寬平為治，時有它使者方急功利，陰害之，造為飛語以中公，就除知邠州。[46]

所謂“以寬平為治”，便是《長編》“觀望不盡力”的委婉之辭。《墓志》所載，既落實了王孝先降知邠州的原因，又彌補了《長編》對淤田政績的疏漏；同時，也映襯出《長編》在記述淤田時偏向舊**的立場。

第三，一些新出墓志涉及熙寧新法的具體實施，呈現出歷史過程中細致的肌理脈絡。如王慎言撰《姚府君墓志銘并序》，墓主姚奭：

丞相富公（弼）舉長諫諍侍叢之任。未幾，富公復秉大政，未及進用，授命提點梓州路刑罰公事……時青苗法初下州郡，民情恟恟，莫知攸濟。君乃言曰：“報國以忠，不以私徇。若遂不言，無乃欺君乎？言之獲罪，**且何避！”于是悉條利害以獻，章奏不絕。雖未能罷其事，一路聞之，無不多之。[47]

乍看來，這方墓志敘述了青苗法在地方上的施行情況，印證了《長編》、《宋史》等對青苗法弊端的記載。然而，墓主曾受三朝宰相富弼的推薦，而富弼熙寧四年（1071）因沮格青苗法致仕，震動朝野。墓志所述究竟是實錄，抑或是無意中透露出政爭中的派系行為，令人遐想不已。又如張太寧撰《宋故李隱君墓志銘》，呈現出熙寧年間免役法頒行過程中的朝野互動。墓主李誡，四川成都人，“平居慨然有致君澤民之意。嘗謂天下農民困于徭役之不均……遂著《平徭芻錄》數千言，其法以量民之產隨賦均取，還以祿愿仕于公之人，以代農役。書成，上府尹韓康公。康公大稱之，曰：‘某幸若執政，必當行之。’”熙寧二年（1069），神宗下詔訪求役法利害，欲變差役之弊。李誡上《平徭書》及《指掌書》萬余言，翌年又上《均安辯議》：

其言蓋稽孔子所謂“均無貧，安無傾”以為之法，假立問答凡五十有五，終始條例，曲盡均役之利。又上《大道一致書》、《大中致用書》及奏議一十四篇，亦數萬言，大率以安民富國為本……及朝廷行免役新政，詔命有司參議立法。其士大夫得隱君緒余，緣飾以獻，由是進擢者不可勝計。[48]

韓康公即韓絳，嘉祐、治平間守成都[49]。神宗即位后，韓絳上奏，請求改革役法。據《墓志》所載，這是受到李誡上書的啟示。而熙寧初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募役法，也吸取了李誡的許多建議。墓志所言，或有溢美的成分，但至少從側面印證了免役法的出臺，絕非王安石等新**的率爾舉措，而是經過了朝野上下、官民之間交流互動，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

第四，新**成員撰寫的墓志陸續出土，有助于全面了解這一群體的文學成就。明代胡應麟曾指出：“宋世人才之盛，亡出慶歷、熙寧間，大都盡入歐、蘇、王三氏門下。”[50]其中以王安石為首的新**，不僅在政壇上盤根錯節縱橫捭闔，文學寫作方面也成就斐然。如新**魁首章惇、蔡京、蔡卞、呂惠卿等，皆堪稱文壇作手[51]。只可惜南宋以后，這一群體的文集大都散佚不傳，妨礙了我們對北宋后期文壇的整體認知。近些年來新出新**所撰墓志有：蔡京《宋宗室左班殿直妻范氏墓志銘》[52]、《宋宗室三班奉職（趙子薦）墓記》[53]、《宋宗室右監門衛大將軍男（趙不挾）墓記》[54]、《蘇氏夫人墓志》[55]；蔡卞《宋宗室右武衛大將軍第二男三班奉職不矜墓志》[56]、《宋故左通直郎致仕劉君墓志銘》[57]；章惇《宋宗室右千牛衛將軍士詩第四子墓記》[58]；安燾《宋彰德軍節度使北京留守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恪王公墓銘》[59]；舒亶《宋故丁氏夫人墓志銘》[60]、《宋故吳氏夫人墓志銘》[61]、《宋太醫李君墓志銘》[62]；楊畏《宋中散大夫致仕吳公墓志銘》[63]、《宋右領軍衛將軍致仕騎都尉羅公墓志銘》[64]、《宋故右班殿直朱侯墓志銘》[65]；李清臣《宋故馮翊郡太君張氏墓志銘》[66]；蔣之奇《宋皇叔故燕王墓志銘》[67]；耿南仲《宋齊安郡君向氏墓銘》[68]等等。它們的出土，為全面研究北宋后期新**群體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也有助于《全宋文》等大型文獻總集的補遺工作。

三、書寫與辨偽

一直以來，學界對于墓志的研究通常集中在三個層面：史料考訂、墓志義例和文物鑒賞。后者姑且不論。史料考訂，主要是利用墓志中關于人物生平事跡、朝代制度、歷史事件的記載，來補充、糾正史傳中的相關記載，這是墓志研究的主流。墓志義例的研究以“金石三例”等著述為代表，通過搜集臚列各朝傳世及出土的墓志，來歸納其文體格式，為日常生活的墓志寫作提供模板。近些年，一些研究者受到“歷史書寫”潮流的影響，開始圍繞墓志的雙重作者——即撰者與請托者間的分歧互動，逐漸關注墓志的書寫問題[69]。它包括墓志的撰寫理念、心態、筆法等等，乃至墓志撰寫與政治文化、權力關系間的關聯，擺脫證史、訂史的傳統藩籬，走向歷史詮釋。新出宋代墓志，在這方面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

例如，慶歷七年（1047），王安石請求好友曾鞏為父親**撰寫墓志銘。于是曾鞏以王安石提供的《先大夫述》為基礎，撰成《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志銘》：“吾又與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詳。其將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來請銘，遂為之銘。”[70]但曾鞏刪改了《先大夫述》中對**為官影響力的一些稱頌，包括“判官灘”之名因**而來；**在知新淦縣后“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胡瑗將**韶州之政寫入《政范》等等。對此，王安石頗為不滿，又致書另一位摯友孫侔，請他別撰墓碣，欲立于墓門：

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與子固，亦可以忘形跡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于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71]

2009年10月南京江寧區將軍山南麓出土**墓志銘，曰：“安石以侔友，故來告□侔□銘。”[72]據此，王安石最終將曾鞏所撰棄而不用，另請孫侔重撰墓銘，刻石入土；曾鞏所撰，僅存于其文集。數年后，王安石應邀為好友錢公輔母親撰寫墓志。喪家不滿墓志中未提及墓主之子中甲科、位通判等事項，來信協商，請求修改補充。王安石卻斷然拒絕[73]。這兩起事件，頗為生動地展示出宋代墓志撰寫中喪家與撰者間的沖突。它不宜僅僅視為王安石倔強執拗的個性使然，而是與稍后歐陽修撰寫范仲淹神道碑、尹師魯墓志銘所引起的**一樣，反映出宋代墓志書寫過程中喪家與撰者爭奪墓志話語權的努力。喪家自然希望撰者完全按照己方提供的墓主行狀等材料撰寫墓志，憑借撰者的名望、地位，闡揚墓主的功績。撰者則希望擺脫程式化的書寫模式和諛墓的嫌疑，撰寫時凸顯出個人的獨特理念和構思，賦予墓志作品以道德訓誡等意味，提高墓志的文體地位：“向史傳靠攏，盡可能客觀真實地記載墓主生平，承擔起道德教化之功，而不宜僅僅停留在為墓主歌功頌德以及撫慰墓主家屬，為其代抒悲痛之情。”[74]王安石在拒絕錢公輔修改其母墓志時，固然堅持“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曾鞏又何嘗不然？

墓志的撰寫深受特定時代政治氛圍的影響。王安石去世時，正值元祐更化。他所建立的新法幾乎被全部廢除，新**重臣蔡確、章惇、呂惠卿等人也陸續遭到重貶。在這種情勢下，為王安石撰寫墓銘，無疑要冒極高的政治風險。在傳世文獻中，居然“找不到有關王安石行狀、墓志銘的任何蛛絲馬跡”，“只載有僅能證明其為王介甫墓的一段簡單文字的刻石”[75]。

無獨有偶，王安石的**楊畏“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于紹圣”，“傾危反覆， 周流不窮 ，雖儀、秦縱橫，無以尚之”，天下目為“楊三變”[76]。他政和四年（1114）下葬時，墓志僅題“宋故寶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楊畏子安之墓 政和甲午三月戊辰朔廿八日癸卯葬”而已，其他行實、履歷，居然一片空白。由此可見，北宋哲宗、徽宗朝的政治氛圍對于墓志撰寫之影響。宣和六年（1124），楊畏后妻王氏去世，其墓志銘赫然記載：

楊公自昔立朝，志在裕陵。會元祐更法，公為御史，明目張膽，推明國是，多所排擊，時論稱之。紹圣間，謀帥，自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守常山。其后進退逡巡，請宮祠居洛，垂二十年，處之裕如……政和癸巳，朝廷亟召，而遽以疾不幸矣，士論惜之。[77]

這種筆法，旁逸敘出，以插敘的方式，為墓主之夫楊畏一生的政治立場作出辯護。它某種程度上彌補了楊畏墓志的空白，反映了翻覆不定的新舊**爭與墓志書寫間的互動。

又如，三朝名臣富弼，熙寧初曾激烈抨擊新法。他去世后，神宗屬意韓維（字持國）撰寫墓志。韓縝（韓維之弟）“具聞此語，汗流浹背。于是亟遣介走報持國于汝州，曰：‘雖其家以是相囑，慎勿許之，不然，且獲罪。”[78]最終韓維撰寫的墓志，以近一半的篇幅敘述富弼使遼，卻極力淡化富弼在熙寧期間反對青苗法以及對各項新法的批評，僅曰：“趙濟言公于青苗法不行。除左仆射、判汝州。再上章，愿歸洛養疾。許之。”[79]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舊**執政，盡廢新法，蘇軾撰富弼神道碑，則對以上內容詳加敘述：

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且富民不愿請，愿請者皆貧民，后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仆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愿歸洛養疾。”許之。[80]

二者對勘，則墓志敘述中的凸顯、隱沒、詳略，一目了然。這種筆法，顯然是刻意為之，體現出**爭對墓志書寫的深度干涉。

第三，應予注意的是，隨著新出墓志的日益增多，市面上宋代墓志的作偽也屢屢出現。研究者必須保持警惕，對新文獻史料的利用與辨偽存真，應當同步進行。例如對新出墓志或拓片的辨偽。筆者近日所見《宋故前尚書祠部員外郎宋君夫人俞氏墓志銘》拓片，墓主俞氏，錢忠彥之母，“其先家杭之臨安，世仕錢氏。”墓志署為：朝奉郎、□□□□□郎中、知商州軍州兼管內勸農、提點金場坑冶務公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王安石撰并書[81]。此文不見于《文集》，《全宋文》等也未收錄。考王安石履歷，從未擔任過“知商州軍州”。據此結銜，“王安石”三字必為好事者挖改，以此牟利。又如，2013年江西東鄉縣某村民出示一方《吳氏女子墓志銘》，文曰：

臨川蔡氏婦，鄉邑吳氏女子，其父謂安石甥也。嫁蔡氏一年，以慶歷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卒，得年二十，進士蔡稟，其夫也，無子。冬十一月丙午，葬于歸德鄉外舉西源。女子聰慧以和，內外族皆愛之。嫁而事舅姑，無違。其卒也，其舅姑得訃，哭之悲，使其子王安石志其始。

墓志文詞粗糙，稱謂混亂，必是低劣偽刻[82]。

對于明代以后各類家譜、族譜中的墓志碑文，尤當慎之又慎。眾所周知，與史傳、別集等相比，家譜類資料在整體上的可信度最低。即便其中相對可靠的家族行狀、墓志銘，也往往充滿陷阱。例如，有學者曾引用《甘坑王氏九修族譜》載《臨川王文公國柱元勛之碑》考證王安石墓葬遷移之事，文曰：

推誠保德崇仁翼戴功臣、持節都督洪州諸軍、鎮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行特進檢校司空使、加封荊國公、食邑五千五百戶、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文王公以元年月日葬江寧府上元縣鐘山之原。弟安禮具狀來請銘，以作公碑……公諱安石，字介甫，以天禧三年己未生，有異質，讀書過目成誦不忘。稍長，恥為俗儒，潛心經術，務求圣人之道，群書博極，檢身藻行，無一毫聲色貨利之欲，卓然以道德匡濟為己任，而才力氣魄蓋一世。為文甚敏。[83]

此文當為明代以后偽撰。王安石生于真宗天禧五年（1021），而此碑曰“以天禧三年己未生”，蓋因《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曰：“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然“八”，實為“六”之訛。“讀書過目成誦不忘”，也是剽自《王安石傳》。“無一毫聲色貨利之欲”，則剽自南宋陸九淵《荊國王文公祠堂記》[84]。至于“推誠保德崇仁翼戴功臣、持節都督洪州諸軍、鎮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行特進檢校司空使、加封荊國公”等官銜，更是與王安石罷相后的官銜不合，略檢《長編》即可一目了然。作偽者當是瞅準王安石去世后沒有行狀、墓志、神道碑傳世的空隙，造作此碑，證明王安石墓葬于明代遷移江西。又如陳國仕《豐州集稿》卷十四收《宋朝散大夫授光祿卿知懷州軍兼管內河堤勸農使上騎都尉中都縣開國子爵食邑六百戶賜金紫袋呂公墓銘》。墓主呂璹，呂惠卿之父。撰者署作“朝散大夫兼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爵、食邑一千二百戶、護軍、賜金紫魚袋王安石。”志文曰：“方將有為，而君以熙寧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病起，遂告終于州宅，寢疾八日而終，時年六十四。”[85]據《墓銘》，呂璹卒于熙寧三年（1070）九月五日。然據《長編》卷二百十五熙寧三年九月戊子朔所載，呂惠卿九月一日因父喪去位：“惠卿是日以父喪去位。”李燾注曰：“《實錄》于八月十七日書：‘光祿卿呂璹卒。’而司馬《日記》乃于九月一日記惠卿遭父喪。蓋璹卒或在他處，恵卿九月一日始聞之也。”二者捍格。又《墓志》曰“長子惠卿，官至參知政事”，“惠卿等以熙寧四年葬公，墓在南安縣康安鄉禮順里之原。”然呂惠卿熙寧七年（1074）四月方除參知政事，此時王安石早已自參知政事（熙寧二年二月至熙寧三年十二月）任宰相數年，結銜豈會署作“參知政事”？此墓志當是偽作。

利用墓志史料，也可對族譜、地方志中的相關記載進行比勘，從而對后者的文獻來源、真實程度進行準確認識，激活其中的有用信息，去偽存真。上文所引南宋晁公溯《王少卿墓志銘》載王安石次子王旁的世系，與《至正金陵新志》所載若合符契，由此也可旁推其中對王安仁、王安國等王氏兄弟譜系的記載，也比較可靠。這是因為王安上的八世孫王云起一直居住在金陵，其侄王垕，“今居蔣山墳庵，集王氏家譜甚詳核”[86]。《新志》編者，獲見此譜，故對王氏世系的記載相對可信。又如新出《宋蔣戶曹墓記》載鄞人蔣浚明：

大禮，蒙恩補太廟廟郎。通曉法律，識者皆一時達人。薦試，名稍上，調主江寧府溧陽縣簿。在官稱廉能，令賴以治，先正舒王每愛其才。再選無為軍司戶，未赴，遂拂衣以歸。[87]

而《（光緒）奉化縣志》卷二十三載浚明：

游豐稷門。神宗時詣闕，上書論君子小人之**，言極剴切。上嘉納之。授溧陽主簿，辭弗就。后以稷薦除大理評事，遷尚書金部員外郎，抗疏排新法被斥，將謫遠州。稷以其母老，力爭之，授無為軍司戶，遷建康戶曹。以壽終。累贈金紫光祿大夫。[88]

墓志撰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墓主下葬時。二者相比，墓志簡明扼要地敘述了蔣浚明的一生，對他任溧陽縣簿時的政績予以表彰，并點明任上受到前守王安石的賞識。而《奉化縣志》卻不僅在履歷上與墓志諸多不合，如謂蔣“辭弗就”溧陽縣主簿、因豐稷所薦除大理評事、遷金部員外郎等；而且將這種履歷變遷置于新舊**爭的敘事框架和情節結構中，賦予了反抗新法的道德意義。這種敘事邏輯，明顯出于南宋以后否定批判王安石變法的主流意識形態，篡改、偽造之跡甚明，恐不足信。

小 結

唐代新出墓志的研究，已經非常繁榮，以至于不涉墓志，似乎從事唐代文學研究就不算預流。相形之下，宋代文學研究中對墓志的利用，顯得比較沉悶。這或許是由于宋代的傳世文獻相對齊全，各類總集、別集的整理成果比較豐碩，對于新出文獻的依賴性較低。不過，隨著研究群體的日漸擴大，研究選題的日益逼仄，以及大數據時代對研究者學術功底的要求與日俱增，新出墓志作為宋代最主要的新文獻載體之一，理應會受到越來越多學人的重視，從而與域外漢籍一樣，有望成為未來研究中最具潛力的增長點。通過與紙質文獻的互證，它可以激活支離瑣碎的史料片段，發現若干被湮沒的文學史細節，拼湊出更加完整的文學寫作場景。它可以引導研究者重新審視、深化、糾正一些已經習以為常的定論，**新的議題產生，進而對宋代文學史的演進提供更精確的詮釋。

當然，作為一種日常應用性文體，墓志始終要受到“隱惡揚善”的內在本質，以及格式化的書寫特點、人際交往的文體功能等制約。它并不是一種客觀中立的文本。它所承載的信息，只能是部分的真實。這一點也是毋庸諱言的，而在利用宋代新出墓志的過程中，應予時時警省。

[1] 張劍：《新世紀宋代文學研究的走向與問題》，《文學遺產》2014年第2期。

[2] 《第七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前言》，2011年，未刊稿。

[3] 《第七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前言》。

[4] 關于宋代新出墓志的收錄情況，可見何新所：《宋代石刻文獻芻論》，載氏編《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輯錄·前言》（以下簡稱《輯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另，本文所引墓志中，有兩篇出自文集，屬于傳世文獻；因系筆者首次運用，姑且納入文中。

[5] 此墓志拓片尚未公布，承浙江省考古所鄭嘉勵先生惠賜，謹此致謝！

[6]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六（以下簡稱《文集》）《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版，第808頁。

[7] 《文集》卷六十九，第738頁。

[8] 呂南公《灌園集》卷二十《故袁州李君墓志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 《文集》卷七十八，第823頁。

[10] 《文集》卷九十一，第947頁。

[11]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七十七，北京：中華書局年1979版，第6772頁。

[12] 拓片見郭茂育、顧濤：《新出土宋代張庚墓志銘》，《書法》2014年第2期，第34—41頁。

[13] 詳細考證，可見劉成國《新出土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志銘與王安國卒年新證》，《歷史文獻研究》2018年第2期，第127—130頁。

[14] 許景衡：《橫塘集》卷十五《答義仲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頁。

[15] 《昌黎先生集考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4頁。

[16] 《新**出土墓志·江蘇·南京》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4頁。此篇承杭州市**魏峰先生賜示，謹此致謝。

[17] 葛勝仲《丹陽集》卷十四《徐太令人葛氏墓志銘》：“太令人常州江陰葛氏……金陵徐君安道受經舒王，以才識為髙第，中治平某年進士甲科，隱然有雋杰之稱。”（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8] 洪邁《容齋續筆》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69頁。

[19] 《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五，北京：中華書局 2001年版，第 6 冊，第 2581頁。

[20] 具體考證，可見朱學博：《歐陽修韓文公別傳后序辨偽》，《文學遺產》2019年第4期，第183—185頁。

[21] 相關研究，可見傅林輝：《王安石世系傳論》，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湯江浩：《北宋臨川王氏家族及文學考論》，北京：**文學出版2005年版。此二書都大量使用各種王氏族譜，其實并不可靠。

[22] 《文集》卷九十一，第947頁。

[23] 馬濤、許志強：《將軍山北宋王安石家族葬地及相關問題研究》，《江寧春秋》第13輯，南京：南京出版2013年版。墓志拓片，承鄭嘉勵先生惠賜，謹此致謝。

[24]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五十四，舒大剛主編：《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２004年版，第45冊，第799頁。

[25] 《諸暨摩崖碑刻集成·王厚之墓碣》，杭州：西泠印社2017年版，第383頁。此承魏峰兄賜示，謹此致謝！

[26] 拓片見謝飛、張志忠、楊超著：《北宋臨城王氏家族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頁。

[27] 王明清 《玉照新志》卷一，戴建國主編：《全宋筆記》第6編第2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頁。

[28] 《蘇軾詩集》卷十六《芙蓉城》，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810頁。

[29] 《北宋臨城王氏家族墓志》，第176頁。

[30] 《蘇軾詩集》卷十六《芙蓉城》：“世傳王迥子髙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髙，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施注：“此詩王荊公嘗和之，首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嘗為俞紫芝誦之，紫芝請書于紙，荊公曰：‘此戲耳，不可以為訓。’故不傳。”第807頁。

[31] 拓片見王瀟瀟、**等：《五代北宋高郵秦氏家族世系研究》，《東南文化》2018年第4期，第57—67頁。

[32] 《第七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前言》。

[33] 拓片見章國慶：《寧波歷代碑碣墓志匯編》（以下簡稱《匯編》），第87頁。

[34] 拓片見《匯編》，第73頁。

[35] 拓片見《匯編》，第74頁。

[36] 拓片見《匯編》，第111頁。

[37] 拓片見《輯錄》，第313頁。

[38] 晁補之：《雞肋集》卷六十七《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志銘》，《四部叢刊》本。

[39] 《文集》卷九十六，第995頁。

[40] 晁補之：《雞肋集》卷六十七《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志銘》。

[41] 李森：《山東廣饒縣發現的北宋李祈墓志及相關問題》，《齊魯文化研究》第十二輯，第59—64頁。

[42] 《長編》卷五百十八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庚辰，第12331頁。

[43] 《長編》卷二百八十熙寧十年（1077）春正月丙子：“知河中府、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陸經為集賢殿修撰再任。以上批‘河中府有王孝先，創置官莊及淤田、**等事，須藉長吏協力應副。聞經在彼盡力，可優獎令再任’故也。”第6854頁。

[44] 《長編》卷二百九十八元豐二年（1079）五月乙未，第7252頁。

[45] 《長編》卷三百二元豐三年二月壬寅，第7352頁。

[46] 拓片見《輯錄》第316頁。

[47] 拓片見《輯錄》，第199頁。

[48] 拓片見《輯錄》，第270頁。

[49] 李之亮：《宋川陜大郡守臣易**》，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版，第15頁。

[50] 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頁。

[51] 相關研究，可見沈松勤《論王安石與新**作家群》，《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第77—83頁。

[52] 拓片見《輯錄》，第323頁。

[53] 拓片見《輯錄》，第324頁。

[54] 拓片見《輯錄》，第325頁。

[55] 此拓片尚未公布，承何新所先生賜示，謹此致謝。

[56] 拓片見《輯錄》，第299頁。

[57] 劉平生：《蔡卞撰宋劉士安墓志銘》，《東南文化》1990年第4期，第286—288頁。

[58] 拓片見《輯錄》，第225頁。

[59] 拓片見《輯釋》，第306頁。

[60] 拓片見《匯編》，第75頁。

[61] 拓片見《匯編》，第105-106頁。

[62] 拓片見《匯編》，第107頁。

[63] 拓片見《輯錄》，第263頁。

[64] 拓片見《輯錄》，第259頁。

[65] 拓片見《輯釋》，第352頁。

[66] 拓片見《輯錄》，第332頁。

[67] 拓片見《輯釋》，第374頁。

[68] 拓片見《輯釋》，第312頁。

[69] 相關研究，可見劉靜貞：《北宋前期墓志書寫活動初探》，《東吳大學歷史學報》第11期，第59-82頁；劉成國：《北宋**爭與碑志初探》，《文學評論》2008年第2期，第35-42頁；柳立言：《蘇軾乳母任采蓮墓志銘所反映的歷史變化》，《**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105-118頁；邱佳慧：《從“請銘”與“撰銘”探究宋代社會的倫常關系》，《東華人文學報》第12期， 第8-10頁；仝相卿：《宋代墓志碑銘撰寫中的政治因素——以北宋孔道輔為例》，《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第78-84頁；《歐陽修撰寫范仲淹神道碑理念探析》，《史學月刊》2015年10期，第60-69頁；王瑞來：《范呂解仇公案再探討》，《歷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54-67頁；趙冬梅：《試論北宋中后期的碑志書寫——以司馬光晚年改轍拒作碑志為中心》，王晴佳、李隆國主編：《斷裂與轉型：帝國之后的亞歐歷史與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60-384頁。

[70] 《曾鞏集》卷四十四《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志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600頁。

[71] 《文集》卷七十七《與孫侔書》，第813頁。

[72] 《將軍山北宋王安石家族葬地及相關問題的探討》，第39頁。

[73] 《文集》卷七十四《答錢公輔學士書》，第787頁。

[74] 劉成國：《北宋**爭與碑志初探》，《文學評論》2018年第2期，第35頁。

[75] 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頁。

[76]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楊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84-1185頁。

[77] 王純：《宋故碩人王氏墓志銘》，拓片見《輯釋》，第493頁。

[78] 徐度：《卻掃編》卷上，《全宋筆記》第3編第10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頁。

[79] 韓維：《南陽集》卷二十九《富文忠公墓志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按，“于”字，拓片作“格”，當是上石時喪家所改。紙本收入撰者文集，當時便流傳于世。二者相較，更可見韓維撰文時的謹慎心態及用筆輕重。《宋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致仕韓國公贈太尉謚文忠富公墓銘》拓片見《輯錄》，第241頁。

[80] 《蘇軾文集》卷十八《富鄭公神道碑》，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34—535頁。

[81] 此拓片尚未公布，承鄭嘉勵先生賜示，謹此致謝。

[82] 此拓片尚未公布。2019年6月，筆者至東鄉縣考察，獲悉這確是偽刻。

[83] 鄭曉江、吳定安：《王安石墓葬考辨》，《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2期。

[84] 《陸九淵集》卷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0版，第232頁。

[85] 陳國仕：《豐州集稿》卷十四，《**稀見史料》第2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頁。

[86] 《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三上，《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864頁。

[87] 拓片見《匯編》，第127頁。

[88] 清光緒三十四年刊本。

一宋史研究資訊一

郵箱：txq1627@126.com

編輯：潘夢斯

吉光片裘原神

為慶祝北京師范大學成立120周年，該校于9月13日起舉辦“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珍本展”。展覽包括“歷史館藏珍本（1902—2007）”與“近年訪獲佳帙（2007—2022）”兩大主題，展出館藏古籍珍品50余件。

北京師范大學館藏古籍珍本展

作者 | 丁之涵

歷史館藏珍本（1902-2007）

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聚合舊師大、女師大、輔仁大學歷史館藏，益以民國時期、建國以后多次受贈、訪購、交換，形成今藏古籍規模，在各大高校中名列前茅。此次展覽，精選歷史館藏珍本近三十種。

宋刻本

古今人論藏書，盡以宋刻為善。宋刻之佳，于文本之正、字紙之美，往往一本而兼有，況其古而稀者為貴。陳展宋刻本二種，一為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兩浙西路轉運司刻元明遞修本《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今存宋刻王安石文集，尚有紹興間龍舒郡齋刻《王文公文集》，《**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僅上海博物館藏一部不全。轉運司刻本亦僅存數部，均元明遞修，館藏本入選《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07214號）。卷內宋刻避諱謹嚴，刻字端正，歐體而結體稍扁，呈現兩浙地區版刻字在當時的一種變化趨勢。

一為宋開慶元年（1259）福州學官刻元明遞修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甲集三十七卷乙集下二十二卷丁集二卷，宋真德秀撰。“乙集下”原無定本，真德秀歿后，由舊日賓客湯漢搜訂成帙。湯漢時任提舉福建茶鹽事，原擬刊于茶鹽司，因郡文學請，匯各**梓之，是為學官刻本。此刻完帙，今僅存數部，皆經遞修。檢該本宋刻原版，筆劃呈南宋時期建刻用刀特點，字體在顏、歐之間，而版面舒朗，與建中坊刻不同，此其官刻特色。館藏本鈐“汪士鐘藏”“茶陵譚氏賜書堂珍藏”印，經汪士鐘藝蕓書舍、譚鐘麟賜書堂等先后遞藏。

元刻本

元代刻本，坊刻為盛。坊刻之盛，建陽為最。陳展元天歷元年（1328）建安鄭明德宅刻重修本《禮記集說》，元陳澔撰。此書集元代以前各家注疏，以朱熹之說為本，而文字淺近，利于初學。明初御定《禮記》用澔注；永樂敕修《五經大全》，《禮記大全》以之為本，遂列學官。鄭明德宅本為本書首刻，館藏本經補版重修，選入《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00274號）。鄭明德宅為元代著名建安書坊，此本在版式、字體各方面都呈現較典型的元代福建坊刻特征。館藏本鈐“繆荃孫”“云輪閣”等印，為繆荃孫舊藏。又有“陳立炎”“古書流通處”印。據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繆荃孫之子祿保曾以家藏書售于上海古書流通處，此本殆在其中。

另一部元坊刻本，元至正十一年（1351）德星書堂刻《書集傳》，宋蔡沈撰。此書今存宋刻，有國圖藏淳佑呂遇龍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南宋大字本二種。元延祐間，《書集傳》立于官學，元代即屢經雕版，德星書堂本之前，已有延祐三年（1316）（佚）、至正五年（1345）明復齋本等。德星書堂本刻非最早，然據卷前《重刊明本凡例》，知以宋明州本（佚）為底本。有研究指出，此本蔡沈之子作“蔡杭”不作“蔡抗”等處，與宋本、延祐三年本同，獨有佳處。館藏本鈐“周星詒”“季貺”“云自在龕”“陳立炎”“古書流通處”“懷辛齋”“懷辛主人”“曹家騄”“江都曹氏家騄秘籍”“曹聲范印”“曹聲濤印”“黃裳”“黃裳珍藏善本”等印，并有黃裳題跋（未刊）一則，記此書舊藏經歷。

元代官刻，要在地方，尤以各路學、郡庠刻書，得學者精校，良工雕版，多有佳刻。

陳展元大德間饒州路儒學刻《隋書》，為元大德江東建康道所轄九路儒學刻《十七史》之一，即所謂“大德九路本”，是元代路學刻本代表，學林稱善者久之。民國間張元濟主持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隋書》即選此刻。元明迭代，各學舊版明初多入南監，正、嘉年間遞有修版。館藏本版心偶見“正德十年”“嘉靖十年刊”字樣，即其標識。卷內修版僅十之一二，而元版多存。鈐“曾經東山柳蓉邨過眼印”，為書商柳蓉村經手本。柳氏創上海博古齋，清末民國間學者、藏家多與之交。其眼力精到，加鈐本多可寶。展出另一部元大德十年（1306）刻嘉靖遞修本《南史》，行格同前舉《隋書》，版心雖不記刊版地名，亦屬建康道九路本，當時同選為百衲本底本。

兩種九路本外，陳展大德間福州路三山郡庠刻《通志》。據元劉塤《隱居通議》所載，此書為東宮令下福州路，雕版計萬余。《通志》撰者宋代鄭樵，福建莆田人，此猶鄉邦先賢典籍，奉諭刊行。今存三山郡庠本多有修版，館藏本版心有“成化十年吏部重刊”等標識。鈐“新樂王書”朱文大方印，曾經明室宗藩朱載璽庋藏。

陳展元本，尚有元刻明修本《節孝先生文集》，為此集今存最早刻本，僅北大、北師大、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共三部，均有明代修版，館藏本入選《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07213號）。此書《**古籍善本書目》另著錄有“明嘉靖四十四年劉佑刻本”，繆荃孫舊藏一部，其《藝風堂藏書志》著錄元刻，張元濟《涵芬樓燼余書錄》辨為嘉靖覆宋本。瞿氏鐵琴銅劍樓亦藏一部，卷前手識“明翻宋本”。今二本均在國圖，取勘之，元刻、明翻相肖。按嘉靖時流行翻宋刻，自文本至版式、字體一依舊貌。此本元刻字略帶行書，翻刻亦點畫照舊，較常見者別具一格。

明刻本

古代刻書發展至明代，如入盛春之園。灼灼齊放，交交爭鳴，明代出版業的刻書主體、刊本內容、雕版技藝、發行方式等各方面都呈現高度多樣化與成熟化。

陳展明刻本，第一為內府刻本兩種：《歷代臣鑒》《歷代君鑒》。前者刻于宣宗元年（1426），后者景泰四年（1453），分別由宣宗、景帝御撰，一選歷代為臣之善可法、惡當戒者傳之，一選歷代賢君之嘉言善行揭明之，惡可警者附末。二《鑒》均大開本，趙體大字寫刻，板式相若，而《君鑒》黑口、板框較粗，墨色亦濃，刻字趙體風格更為鮮明。

趙孟頫《松雪齋文集》，明天順六年（1462）岳璿刻本。此書原有元后至元五年（1339）湖州花溪沈伯玉（璜）家塾刻本，或曰趙孟頫親筆上版。天順年間，岳璿知湖州府，獲元本而加翻刻，字劃版式一一照舊，與元本肖，綴《重刊后序》以示區別。館藏本為繆荃孫舊藏，佚去重刊序，因誤作元本。按天順屬明前期，刻書風格承元代而來，與前舉嘉靖翻刻元本《節孝先生文集》固自不同。館藏本鈐“柘湖居士”“烏程蔣維基記”“咸豐庚申以后收藏”“張之洞審定舊槧精鈔書籍記”“無競居士”“荃孫”“云輪閣”等印，經何良俊、蔣維基、張之洞、繆荃孫遞藏。

《新刊宋學士夾漈先生六經奧論》《六經總論》，明成化四年（1468）書林劉氏日新堂刻本，題宋鄭樵撰。此書有“書林劉氏日新堂刊”牌記，卷端題“書林日新劉克常刊行”。“日新堂”又名“日新書堂”，初為元代建陽劉錦文書坊名，其裔世代承業，延綿有明一代。此刻展示建陽坊刻發展至明中期初年的版刻面貌。

明嘉靖刻本。嘉靖朝歷時四十四年，鑄就明代書業的黃金時代。大量翻刻舊本，不僅有功于前代典籍的保存與流傳，也對此后版刻字體、風格等各方面深有影響，并與當時學術、文化**互為交織。

陳展嘉靖本四種，一為嘉靖十七年（1538）元和（今江蘇蘇州）吳元恭刻《爾雅》。此刻無序跋說明所據底本，其版式半葉八行十七字，白口單魚尾，歐體刻字，是嘉靖前期吳中地區仿宋體式。清人阮元《爾雅注疏校勘記》稱此本“仿宋刻”“絕無私意竄改處，為經注本之最善者，必本宋刻無疑。”清嘉慶十一年（1806），版本、校勘學家顧廣圻翻刻此本，為清乾嘉時期翻刻明雕善本之一例。館藏本卷內有“瑯園秘笈”“九峰舊廬珍藏書畫之印”“九峰舊廬藏書印”“傅沅叔”“增湘”“藏園”諸印，為王綬珊、傅增湘舊藏。

一為嘉靖三十六年（1557）朱睦?聚樂堂刻《周易集解》。朱睦?(1517—1586)，明宗室，萬歷五年舉周藩宗正。藩府刻書為明代獨有，藩王就封，例有賜書；諸王有好學者，雄于財而閑有暇，于是聘通儒精校，雕刊古籍多佳。朱睦?精經學，邃《易》《春秋》，嗜藏書，此書亦其學有所好而付諸版。

一為嘉靖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544-1545）孔天胤刻《資治通鑒》。孔天胤（1505-1581），汾州人，嘉靖十一年舉進士，授陜西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校，歷官浙江提學副使，陜西按察使，陜西、河南布政使等，一生主持刊刻書籍眾多，是嘉靖時期重要的學者兼官員型出版家。《資治通鑒》為孔天胤浙江提學副使任上所刊，以其有利士子經史治道、擇善多識，可以為鑒。本書為典型的嘉靖時期浙中官刻，底本精良、校理用心，學者許為《通鑒》善本。此刻國圖存另一部為傅增湘舊藏，有章鈺跋曰：“此刻源出天水，佳處極多。沅叔藏之，足以肩隨百衲宋本、興文元槧。”認為價值不減宋元舊本。

一為嘉靖三十三年（1554）黃氏浮玉山房刻《唐詩二十六家》，明黃貫曾編。嘉靖以來，伴隨翻雕舊槧的風氣，在刊刻技術、學術風尚等影響下，輯纂、選編典籍加以叢刻的出版現象日益普遍，在江南書業中心的吳中地區更為顯著。吳縣（今蘇州）黃氏家族為明代吳中文學世家，刻書亦夥。黃貫曾從兄魯曾、省曾，詩文、學問稱名當時，與盛行文壇的復古派諸子均有深交。黃貫曾選唐二十六家詩，于其私人刻坊浮玉山房刻成此書。省曾子姬水為之序，結合所選詩家持論詩學，別標一幟，實際代表了吳中文學對宗法唐詩的復古理論，發展至嘉靖時期的一種觀點變化。此刻字體已呈現嘉靖中后期方體字的齊整方正，雕繕尤稱精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錄此書，即以館藏本為底本。

套印本。萬歷四十四年，吳興（湖州）閔齊伋首次使用套版印刷法印制出版《春秋左傳》。此后明末三十余載，吳興，隨之以吳中、金陵等地，爭相使用朱墨、三色乃至多色套印，一時蔚然成風。套印本以吳興閔、凌二氏最稱著，還有一點尚有版筑居等十數家。版筑居坊主傅昌辰石城（今江西贛州）人，設書肆于金陵，所刻書今少存見，概在天啟、崇禎間。陳展版筑居朱墨套印本《毛詩正變指南圖》，據《**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為孤本，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01322號）。

展出另一種萬歷間凌濛初刻朱墨套印《琵琶記》，據寧藩朱權（臞仙）原本重雕。臞仙精戲曲音律，自著雜劇十數種，又富藏書，遇罕秘善本，多加刊刻。凌氏翻雕，經濛初、延喜叔侄參訂而成，雖已是明末刻本，然形制古樸，其來有自。卷首單面繡像**幅，為名手王文衡繪，鄭圣卿鐫，點畫工致，文采流動，可稱凌本插圖之冠。

插圖本

此次展覽，展出兩種插圖本。一為明刻《三先生合評元本北西廂記》，卷前鐫二十圖，每幅半葉，以圓形月光樣式繪劇中情節，視覺上別有觀劇感。此本《**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國圖、中科院文研所與館藏三部，無牌記。吳希賢《所見**古代**戲曲版本圖錄》收錄本有“匯錦堂藏版”牌記，即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著錄“明崇禎間匯錦堂刻本”，為金陵刻本，與館藏此版應有翻刻關系。一為插圖本《名山勝概記》，在嘉靖何鏜輯《古今游名山記》基礎上增改成帙。附圖一卷，呈現明清間山川版畫工藝水平的新發展。

特殊印本

展出泥版印本、鈐印本兩種特殊印本。一為泥版印本《精訂綱鑒廿一史通俗衍義》。我國以雕版技術傳播文字，約始于公元700年的唐時期，并成為此后一千二百年來書籍印刷之主流。北宋，畢昇發明泥活字法，繼而又出現木活字、銅活字、磁活字等，至民國鉛字排印，活字印刷始終占據一席之地。而結合兩種印刷技藝，使用活字字范制成泥版并加以刷印，可稱為“泥版印刷術”，其運用世間僅見一例，即乾隆初年由新昌呂撫（1672-1742）所撰，并自制泥版印行的《精訂綱鑒廿一史通俗衍義》二十六卷。“衍義”而外，呂氏又于卷二十五回詳敘自創泥版制法；于書后附《印字物件列后》一篇，記工藝所需用具及用法。則此書不僅為泥版印法的唯一物證，更獨存此種技藝的重要文獻，具有不可取代的文獻、文物價值。一為明邵潛鈐印本《皇明印史》。邵潛(1581—1665)，字潛夫，江南通州人，僑居如皋，精字學，工詩文，能篆、隸書，治印取法秦漢而多出新裁，為如皋印派鼻祖。崇禎元年，輯自刻鈐印五百八十四方，“上自開國六王、上公徹侯，以至名臣將相、文學布衣，各刓一印”，成《皇明印史》四卷梓行。二特殊印本皆罕見，分別登第二、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稿抄校跋本

稿抄本為館藏古籍一大特色。陳展四種，分別體現了稿、抄、校、跋，在刻本之外的文獻、文物價值。

清李兆洛、清沈炳垣、繆荃孫校跋清抄本《國朝名臣事略》。此書據元元統三年（1335）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刊本抄寫，季振宜、張蓉鏡、郁泰峰、陸心源、繆荃孫、沈燕謀等遞藏，李兆洛、沈炳垣、繆荃孫先后題跋。三跋記此書遞藏源流，兼詳經校次第。以影元抄本而匯各家校訂于一編，可謂“減真跡一等”，而別有增益。

清劉喜海稿本《金石苑》。劉喜海（1793—1852），字燕庭，諸城人。嘉慶舉人，累官至浙江布政使。嗜金石，官轍所至，搜集無倦，欲以所得五千余種編成《金石苑》一書，以卷帙太多，終未完稿。館藏稿本，包括《金石苑目錄》《長安獲古編》《洛陽存古錄》及歷代雜碑、造像等。內有浮簽校注，加嘉慶時地理學家徐松“星伯”印。又鈐“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印，為劉承干舊藏。按《金石苑》稿本別一種，經況周頤整理，1917年為上海涵芬樓購得，經張元濟審校，擬排印出版而未果，今藏國圖。當時張元濟致劉承干書信，有關于《金石苑》稿借校事宜，曰：“昨又奉手示，并惠假新得之《金石苑》稿十五冊，又抄印《海東金石苑》兩種，計共十冊。……（其中）如《昭陵碑文存佚考略》《洛陽存古錄題名目錄》并《金石苑》雜稿，共計九冊，與敝處新購各稿多有足資考訂者，擬多留一時，詳加披覽”云云，應即指館藏此本。張元濟校訂《金石苑》，當時曾“另冊記錄”，已佚。幸二稿尤存，可俟將來。

清傅山批點明刻本《劉向說苑》。傅山（1607-1684），字青竹，改字青主，陽曲（今山西太原）人。明諸生，入清不仕，行醫為生，與顧炎武等交善。青主善書畫，精金石篆刻，喜研小學及周秦諸子，批注有《說文解字》《老子》《莊子》《荀子》《淮南子》等籍，館藏《說苑》即其一種。卷內手批朱墨二筆，字體飄灑超逸，誠謂墨跡佳賞。檢其內容，多撮一段之主要人物、關鍵詞句、論述要點旁寫標明，還有一點涉及文字釋義、內容考訂、事物評論等多方面，缺疑處自注，可見其為學興趣與態度，對傅山研究多有意義。

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云南麗江府羅春抄本《妙法蓮華經》。此品居展中最為精美奪目，經折裝，瓷青紙，泥金寫繪。抄者書法勁秀端麗，卷前佛說經像、卷后韋馱**像造型生動，筆觸細膩。通書金碧輝煌，觸手若新，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04962號）。

清刻本

本展歷史館藏珍品部分，第三殿以清刻本二種。

一為清康熙三十年（1691）張純修刻《飲水詩詞集》，清納蘭性德撰，馮汝玠跋。納蘭性德（1654-1685年），字容若，號楞枷山人。滿洲正黃旗人。康熙十五年進士。容若工詞，長于小令。其詞以真取勝，其人則情摯近乎癡，其交友得以逾**生。納蘭家族原本顯赫，容若三十早亡，未久父明珠遭劾貶，昔日榮光盡散，身后更罹諑謠，惟故友顧貞觀、張純修二人“相顧太息，泣下不可止”，乃裒刻其詩詠，亟亟期以立言不朽亡者。康熙三十年刻《飲水詩詞集》經顧貞觀審定，由張純修梓行，為納蘭詩文集首刻，不僅相對后來諸本是“未經改字之初刻”，更是納蘭與其**生友人厚誼之凝煉。館藏本鈐“謙牧堂藏書印”，為容若弟愷功舊藏，馮汝玠跋詳述其得書因緣。

一為英斂之舊藏清刻本《板橋集》，清鄭燮撰。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任知縣十二載，罷官歸鄉，鬻字畫為生。鄭燮為“揚州八怪”之一，以書畫名世，善吟詠，篆刻亦精。清刻《板橋集》分原刻、翻刻兩大類，原刻又有較初、較后印之別。原刻為鄭燮手書上版，由門人、鏤版能手司徒文膏鐫字，卷首又鋟板橋鈐章多枚。卷內字體，鄭氏早年風格之楷書，中年新創之“板橋體”并見。原刻之妙，可謂于攬詠之余，更兼臨池之助。今存《板橋集》原刻之先后印本多有鏟板現象，依次遞增，不外鄭氏自加刪訂，及乾隆以來為避**厄，其后人權宜之措。館藏于原刻先、后印各具一本，先印本內，“王國棟”（乾隆四十三年“一柱樓詩案”）“屈翁山”（乾隆三十九年屈大均詩文案）二處字樣皆存，后印本都已鏟去。二本相較，猶見次第。后來翻刻本，多據原刻之較后印本。然檢“清暉書屋”重刻一流，無“屈均山”字樣，而“王國棟”仍存，其所據底本或源出二案之間。館藏兩種原刻，先印本已于鄭燮誕辰三百年（1993）之際影印出版，后印者即展出本，《中華再造善本》據為底本。茲值師大百廿校慶，特舉昔輔仁大學前身輔仁社創建人英斂之先生舊藏，尤見書圃流芳，雋**散。

近年訪獲佳帙（2007-2022）

在守護歷史館藏古籍的同時，我館也不斷覓訪書林，為館藏續添佳本。此次選取圖書館近十五年來通過采購、競拍等途徑新獲古籍二十余種，隅舉如下。

唐宋經卷

唐中期寫本《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二，陳朝月婆首那譯。黃麻紙，通卷21紙，出甘肅敦煌藏經洞，為展中年代最早的展品，2011年購藏。敦煌寫經作為我國古代文獻瑰寶，具極高的文物、文獻及書法價值。1900年，敦煌藏經洞藏卷初經發現，隨即流散，大量經卷遭國外探險家劫掠。直至1910年，清學部才將劫余文獻運抵回京。敦煌寫經存世數萬件，《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屬稀見品種。據計，海內外不逾三十件。是經足本七卷，記載佛應缽婆羅天王之問，對大眾說甚深般若及其修習之法，為佛教重要經典，同本異譯僅有唐玄奘譯《大般若經·第六會》，未見有對等梵、藏文本。館藏本抄錄卷二，總長980.1cm。按文化部頒布的《敦煌遺書定級標準》《古籍定級標準》，寫經總長達8米可定為一級珍品。采進此件不僅卷長過之，且首尾俱全，書法工致，為不可多得的上品。

兩宋刻《大藏經》經卷。一為福州東禪等覺禪院刻《崇寧萬壽大藏經》本《經律異相》（五十卷存卷三十五），梁釋寶唱撰集。《崇寧藏》刻于北宋元豐三年至政和二年（1080—1112），為南方系統漢文《大藏經》之首刻。采進《經律異相》，存“傍”字卷三十五，首有題記署“崇寧二年（1103）”，即刊刻年份。尾題處印造工匠捺墨記印“福州東禪經生□□印造”。經本鈐印工名是《崇寧藏》一大特點。經卷原裝日本制木盒，鈐“三圣寺”朱文圓章，為日本京都東福寺舊藏。明初，東福寺第五十四世祖剛中玄柔遣**來國求藏，當時得大藏二部，其一舍入東福寺，都鈐此圓章。東福寺藏經以南宋《毗盧藏》為主，偶夾《崇寧藏》頗可貴。此卷遠自海外流歸，我館得之，登《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02944號）。

福州開元寺刻《毗盧藏》本《法集要頌經》（四卷存卷三），天竺尊者法救集，宋釋天息災譯，南宋建炎二年（1128）刻。采進本開卷《法集要頌經卷第三》，千字文編號“槐”，**包括“廣說品第二十四”至“相應品第二十九”。《法集要頌經》為北宋新譯佛典，無敦煌等唐寫本。此本未見國內善本書目著錄，為海內所存最早傳本。鈐“森氏”，為日本版本學家森立之印；鈐“田修之印”，有研究認為屬日本明治后期至大正時期藏家印。

《崇寧藏》《毗盧藏》為我國兩宋所刻首、二部南方系統《大藏經》，均開雕于福州禪寺，二藏間尚多淵源。今并收二藏經卷，為我館一段訪書佳話。

稀見明清文集

《桂坡集?前集》五卷，明左贊撰，明刻本。左贊（？-1489），字時翊，南城人。天順元年進士，官至廣東布政使。有《桂坡集》傳世。我館采進此本之前，大陸地區著錄《桂坡集》缺《前集》，僅常熟市博物館存《后集》一部。檢前后兩集，版式、字體一致，內容相次，序跋相應，可合為全帙。《前集》冠何喬新、弘治元年彭韶序。據二序，《桂坡集》為左贊手自編訂，詩詞、各體文八卷并方外稿，總九卷，實包括今本《前集》五卷、《后集》九卷內容，與《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十四卷同。何喬新撰左贊《墓表》，載《桂坡文集》三十卷，《千頃堂書目》及史傳方志多襲之，與今傳本卷帙不合。《桂坡集》在左贊生前應未付刊，《后集》王華（1446-1522）跋曰：“盱江左氏《桂坡集》若干卷，……司寇何、彭兩公亟稱之。”“公沒且數十載，吾兒（王守仁）方掃楚氛兵燹之余，文字獨存，桂坡之喬木如故。……(仲子愷)又特以文序請。”則跋于王守仁平定正德十四年寧王朱宸濠南昌叛亂經之后，由左氏仲子請序刊行。據跋可知，王華所見本有何、彭二序，則并見前后兩集。此時應已增九卷為十四卷，《前集》統樂府詩賦，《后集》文與方外集。《桂坡集》全帙，著錄僅見日本東京內閣文庫、**傅斯年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數部。

《甌魯詩草偶存》二卷，清費俊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本。費俊（1656-1723），字鶻峰，歸安人。康熙二十七年武進士。本年武舉，李光地任主考，殿試拔第一，御定第八。任福建建寧鎮總兵，**事起，力疾發兵詣廈門，尋奉命編輯《兵書》。《碑傳集》《皇清書史》等有傳，稱儒將。《詩草》卷首李光地、胡會恩、黃夢麟、沈涵、陳恂、陳琰、朱星渚序，都翰林名臣，**詠才士，交游可見一斑。該本軟體寫刻，康版典型，墨色清潤宜人。此集罕傳，《**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僅中科院文研所、復旦大學圖書館藏二部。

《心齋集字詩》二卷《集杜雁字詩》一卷，清張潮撰，清康熙間詒清堂刻本。張潮（1650–？），字山來，號心齋，歙縣人，試舉業屢不售，遂閉門撰述，編著《虞初新志》等風行于世。設“詒清堂”刻坊，刻己著述及《昭代叢書》《檀幾叢書》等。《心齋集字詩》集法帖中字為詩，康熙二十四年（1685）成帙，査士標、鄧漢儀、洪嘉植、方淇藎等序。洪序曰：“（心齋）年未四十著述滿家，獨于臨池書法不逮古人，以為媿。……一日，因出所集諸帖字，離而合之為詩，凡數百篇”，可知撰書緣由。《集杜雁字詩》集杜甫詩為雁字詩，據卷前朱慎序，先已撰有《集杜樂府》《集杜梅花詩》。采進二集于各家書目未見著錄。館藏尚有張潮《心齋聊復集》，康熙二十一年（1682）詒清堂刻本，亦極罕見，我館與復旦大學圖書館藏二部。今復增此，可謂書緣。

《蘇碧涯遺稿》三種附《碧涯先兄行述》，清蘇正學等撰，乾隆十三年（1748）蒼葭堂刻本。蘇正學（1686-1748），字兆卿。碧江人，雍正元年舉人，乾隆九年令石埭，十一年改德慶州學正。史志稱正學持己清儉，勤恤百姓；喜育人才，諸生之貧者月給錢米。及卒于任，貧無以斂，賴州人厚助，櫬得歸。《（乾隆）順德縣志》《（光緒）廣州府志》等有傳，所附《碧涯先兄行述》記頗詳。《遺稿》三種，《宦游草》《陵陽別言》《秋浦驪歌》各一卷，刊于蘇正學卒后同年。《宦游草》裒其平生詩詠；《陵陽》《秋浦》二集，為乾隆十年蘇正學自埭入覲，贈友僚士紳、父老子弟詩以留別，而邑人爭相賡頌以志去思，各取“陵陽”“秋浦”指代池州，以命其集。該本行格疏朗，刻字刀鋒銳利，別具特色。此集稀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僅廣東文史館藏一本。采進本鈐“京城馬氏聽境齋藏”“馬英杰”印，俟考；鈐“夷陵盧氏平生珍藏”“盧平之鈐”“枀竹閣”等，為湖北藏書家盧平舊藏。

毀禁文獻

有清一代，文網嚴密，毀禁無數。易代載籍，日益湮滅。至清末稍稍重見，旋復屢歷兵燹。今得其原本，已謂吉光片裘。

采進《大蔭堂集》不分卷《詠古絕句》一卷，清洪嘉植撰。嘉植字去蕪，順治康熙間歙縣人，以布衣談理學，為名公卿薦舉不就。卷前李澄中序。版心記卷次處缺卷數，所收四十二篇各**頁碼，為正式梓行前試印行本。洪氏著作因受乾隆朝“一柱樓詩案”牽連，列入毀**目（前舉張潮《心齋聊復集》亦是）。今存洪集，采進刻本之外有清抄本《大蔭堂集》（國圖藏。國圖另藏一種《洪去蕪文集》，篇目及文字近似），與刻本無重見篇目。抄本卷內洪嘉植字氏處俱涂墨丁，亦未見違礙字句，可知后出。而刻本內悖逆言辭歷歷在爾，宜**厄幸存舊本。鈐“忠州李芋仙隨身書卷”，清李士棻舊藏。

《阮太沖集》一卷，明阮漢聞撰，南明周亮工遙連堂刻本。阮漢聞（約1572-1641），字太沖，尉氏人，明末諸生，霜**高識名重一時。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尉氏，漢聞不忍棄城，被擒，罵賊**。周亮工刻阮集并序之，述其行事，彰其氣節，茲不贅述。明末清初之時，表彰人物，保存文獻，亮工最其著者，曾刻秦京、王王屋（厈）、張林宗（民表）及本集為“天中四君子集”。《阮太沖集》及漢聞《更臺集》以“詩文內俱有悖犯之語”，乾隆時列毀**。此集《**古籍善本書目》未收，久以為亡，我館有幸拍獲。鈐“劉乾披沙所柬之金”印。

稿抄校跋本

采進稿本《二硯窩集》不分卷，清鄭勛撰。鄭勛（1763-1826），字書常，號簡香，鄞縣人。勛六世祖溱與黃宗羲（南雷）同出劉宗周之門，交誼深厚；五世祖梁，黃宗羲入室**；曾祖性，南雷再傳，承父遺志構閣祭奉鄭溱、黃宗羲二先輩，名“二老閣”，庋黃宗羲藏書遺著與世代家藏，時與范氏天一閣齊名。鄭勛幼孤，長而從同里蔣學鏞受《毛詩》《春秋》，得南雷學派嫡傳。后受知大興朱珪，補**員，舉孝廉。乾隆六十年，阮元調浙江學政，謝啟昆遷浙藩，召學者與修《史籍考》。勛以樸學應，協編《竹垞小志》等。乾、嘉以來，二老閣藏書屢經流散，鄭勛乃著力收拾，辟二硯窩以庋藏，并刻行鄉邦先賢文獻多種。鄭勛著述，據徐時棟作《墓碣》及地方藝文志等，有《鄭氏征獻錄》《梨洲年譜》《二硯窩詩存》《文集》《二硯窩讀書隨筆》《簡香日錄》等，多未刊行。二硯窩于嘉、道年間披火，舊藏新著多所湮滅。今存嘉慶間刻《二硯窩文稿》二卷，亦極罕傳。還有一點稿本數種，零星散于天一閣博物館等處。本館采進為文集稿，包括考論文、讀**、序跋文、紀傳文、壽祭文等，末綴吳錫麟《鄭簡香征士五十壽序》，前冠道光四年周匡一序，為勛晚年請序。全稿抄謄清晰整潔，《書梨洲黃子年譜后》等數篇略有圈畫改易，大體近于定稿。

稿本《花源村詩屋吟草》，清劉灝撰，楊守敬等跋。劉灝其人及文罕傳，檢民國五修本《青山里劉氏宗譜》，劉灝（1824-1865），譜名騭，原名灝，字閏生，一字粹甫，號小岑。劉灝屬青山里劉氏東二分，始祖澄源世居梁溪，始遷祖豐，明弘治、正德間徙居常州城北花源村。豐有子三，長江、仲潮，后皆卜居青山里，即東大、東二分，三子清留居花源村，為東三分，則劉灝舉始遷地“花源村”命其集。劉灝所在東二分與陽湖趙翼（字云崧，號甌北）家族世姻。檢《劉氏宗譜》，灝四世伯祖鳴鶴長女為趙翼原配，曾祖芳（字可型，號蓉湖）、曾從祖欽（字敬輿，號謙齋）等與翼交善，詩文往來見存《甌北集》。灝父遵燮娶趙翼女孫、翼第六子廷俊（字苕生，號海珊）之女，年三十一歿，即灝母。灝任湖南候補通判，護解貴州軍餉，遇賊接仗，積勞病，計軍功，后以勞卒。工繪事，喜吟詠，有《花源村詩屋吟草》四卷（未見），《玉葳蕤室剩草》一卷（同治十一年刻本，南圖藏），《（光緒）武進陽湖縣志》有傳。

采進稿本《吟草》不分卷，錄古今體詩三百余首，卷內朱墨圈點、修改、挖補極多，書眉行間著批語，出作者及他人者并有之，夾浮簽數十紙。稿首末存親友題跋多則及楊守敬跋。書衣自識：“廿年所作，今閱之，絕少愜意之語。雖不無佳什，亦多倚附之詞。嗣后如有所為，當以此作前車之鑒。”則《吟草》為早年舊作集。取校《玉葳蕤室剩草》，與本集重見者四十余首，間有異文，應據《吟草》刪存續作而成。

清末謄清稿本《陜西**調查局法制科第一股第一次報告書》，饒智元撰。清末推行新政，清**在全國范圍內全面開展法制習慣調查活動，為編訂、審核新法律提供符合國情的參考與借鑒。光緒三十三年始，設各省**調查局推行此事，繼而產生法律習慣相關的大量珍貴一手資料，惜多散佚。采進本為當時報告之一種，由時任**編查館諮議員、陜西**調查局總辦饒智元撰輯，分民情、風俗、紳士辦事習慣、民事習慣、商事習慣、訴訟習慣等六類相從，小楷精寫謄清，偶附浮簽區別小類、標識謄錄情況。該《報告書》尚有南京圖書館藏稿本，可取勘之。

清初抄本《梅花衲》，宋李龏撰。此本影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南宋群賢小集》本抄，明季以來諸家遞藏印記累累。鈐“京兆郡圖書印”“陸廷燦印”“棣華書屋”“幔亭”“平原陸氏藏書印”“吳興姚氏邃雅堂鑒藏書畫圖籍之印”“彥侍曾觀”“古照軒藏本”“枕經堂藏”“常熟翁玉甫珍賞”“吳郡曹大鐵”“曹大鐵考藏印”，經陸廷燦、姚文田、姚覲元、顧大昌、方碩、翁同爵等名家遞藏經眼，末歸吳郡曹大鐵氏。清洗桐齋抄本《栲栳山人詩集》三卷，元岑安卿撰，劉蒼潤跋。此集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岑氏后裔刻本，以原本年代久遠，多失舊貌。劉氏考此本源出舊抄，校注刻本佳處于書眉，添錄考補所得于卷末，使全書益加精善。此二抄，各得抄本賞鑒、考訂之妙。

明清刊本及其版畫

《新鐫出像東西晉演義》十二卷五十回，明楊爾曾撰，映旭齋藏板，步月樓發兌。該本卷首冠五十葉版畫，每葉雙幅大圖，每幅配題圖小字一句。對應**分回，每回二幅，共百圖，版畫精美，頗具規模。相似版畫，又見于楊爾曾所撰另一部**《新鐫批評出像韓湘子》，天啟三年（1623）武林人文聚刻本。卷前版畫，首葉鐫韓湘子圖附像贊，次大圖十五葉三十幅，各標小題，形制與映旭齋本《東西晉演義》同，而數較少。《韓湘子》又有金陵九如堂刻本（行格同映旭齋本《東西晉演義》），據版畫及“玄”字部分避諱等，應據人文聚本翻刻，康熙時重修。映旭齋本《東西晉演義》尚有國圖、上圖、首圖、東北師大等藏本，多失牌記，依卷端所題“武林夷白堂主人重修、泰和堂主人參訂”稱“武林版”，認為楊爾曾撰成后本地刻行。按映旭齋、步月樓為明末清初兩家關系密切的書坊，二者同見于版權頁，尚有《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等。前者原版為吳勉學刻，轉歸金陵蘊古堂、映旭齋；后者翻萬歷三山道人繡梓本。三山道人，學者多考為金陵三山街書坊主。又如萬歷間繡谷吳繼宗刻《劉河間傷寒三書》，金陵刻本，后亦歸映旭齋藏版。統觀翻、刻各書，推測映旭齋、步月樓為金陵書坊，而此刻宜非杭本，卷內刻字、版畫，歸屬可待商榷。

清刻藏譯本《般若波羅蜜多八千頌》。《般若八千頌》系《般若經波羅蜜經》之略本，計三十二章、二十四卷，共八千偈（頌）而得名。藏文經為公元八世紀時，印度學者釋迦色那、加納悉地和**譯師達碼答希拉等譯。《般若八千頌》為大乘佛教基礎理論，是研究佛教產生、發展和釋迦牟尼思想學說的第一難得史料，般若系佛典在藏區最為流行之一種。采進本原分上下部兩夾，存上部一夾。紙質厚實，品相上佳，封面黃綾裱夾板。藏文刻板，雕印精工，字跡清晰。多版畫，卷前冠滿版插圖；卷內有對稱插圖，如卷首葉兩端均鐫佛像；又有版面兩端、**各鐫大幅佛像者；隨文插圖，插圖與文字比例協調。各插圖構思巧妙，版面無論字畫，俱顯莊重威嚴，是清代藏文刊本、佛典版畫之佳品。

以上近年采進古籍，選取部分展品略作介紹。還有一點尚有元刻零卷《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明嘉靖三十年（1551）宋陽山刻本《明醫雜著》、明萬歷刻本《混元弘陽飄高祖臨凡經》、清康熙刻本《白國因由》、清乾隆十二年（1747）刻《黃海紀游》《梅花百詠》、清同治三年（1864）夢幻居刻《夢幻居畫學簡明》等，都非易見，乃我館十數載有心經營，加意蒐購所致。

（文章來源：北京師范大學古籍部）

特別鳴謝

敦和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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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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